“疑古”派及其“古史辨”运动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五四”的批判精神对于中国学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在这方面，胡适与王国维都有巨大的历史贡献。顾颉刚受胡适的影响，世所公认，顾颉刚本人也坦然自承（14）。但是另一方面，王国维对他也有积极的启迪与感召。顾颉刚在解释与胡适的思想联系及分歧的同时，还特别称赞了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15）。顾颉刚自称最敬佩的是王国维，“我心仪于王国维，总以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他在日记里多次记载了与王国维在梦中相会的情形。当然，顾颉刚对王国维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例如《殷周制度论》中尧、舜禅让的话题。“我的成绩不能及他，这是时代动荡所构成，而不是我的能力和所运用的方法不能达到或超过他的水平”（16）。
    在打倒“偶像”的理性指导下，顾颉刚声明：“我们已不把经书当作万世的常道；我们解起经来已知道用考古学和社会学上的材料作比较；我们已无须依靠旧日的家派作读书治学的指导。家派既已范围不住我们，那么今文古文的门户之见和我们再有什么关系！”（17）他受到清代今文经学的深刻影响，但对于古文经学仍保持一种基本公正的态度。他认为，本来汉代的经学无所谓今古文。刘歆立古文，“我们承认他是一番好意，但他的伪窜是一件确然的事实”。他用康有为的办法分析刘歆立古文的伎俩。“王莽要什么刘歆有什么”。“王莽的政权虽倒坠，但刘歆的学术却没有跟着他失败”。“他这个人的学问事业，方面之广，见解之锐，作事之勇，哪一件不够人佩服？我们绝不像从前人一样，因为他帮了王莽篡位就把他看作乱臣贼子；我们诚心称他一声‘学术界的大伟人’！章太炎先生曾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这句话真不错。但是他的学问的卓越是一件事，他所表章的书的真伪则是又一件事，我们不能因为佩服了他就原恕了他！”（18）
    二、“疑古”派的“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坦承自己的工作“偏于破坏伪史方面”（19）。“疑古”派从登上学坛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只破坏而不建设的批评。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在给顾颉刚的信中，曾转述了王国维对顾颉刚的批评，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20）。
    对于这一批评，顾颉刚早就有明确的答复。他在《古史辨》第二册序言里，回答对他的四项批评说：
    第一，没有结论--“我要求结论之心”非常迫切，但是不可急于求成。
    第二，没有系统--“系统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第三，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丰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我不参加这个工作决不会使这个工作有所损失”。
    第四，书本上的材料不足为研究古史之用--“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另外，考古学也无法证明三皇五帝。
    对于“求全之毁”之外的“不虞之誉”，顾颉刚申明：“我的工作，在消极的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辟出许多新园地。”（21）在这里，破坏中即有建设的意味。其实，“偏于破坏伪史”的顾颉刚，心中亦有建设的心愿。顾颉刚心目中的古史“重建”是慎重的、艰难的浩大工程。1924年3月，他制订了一个研究古史的计划，计划长达21年，分为六个学程：第一学程六年，读魏晋以前的古书；第二学程三年，作春秋至汉经籍考；第三学程一年，从经籍中按时代地域抽出古史料，寻求一时一地的古代观念及其前后关系；第四学程三年，研究古器物学；第五学程三年，研究民俗学；第六学程五年，整理材料著成专书。专书的内容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古史观念”（思想史）：包括（1）某时代的古史观念如何，（2）此观念何时何地因何事而来，（3）此观念在当时及后来发生了什么影响；二是“当时的史事”，包括（1）这时的史事可考实的有多少，（2）这时的实物遗留至今的有多少，（3）对于这时的民族和文化的大概情形的想像是怎样的（22）。
    顾颉刚本人并不认为“疑古”派完全没有“建设”，只是对“建设”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古史辨》第三册序言里说道：本册讨论《周易》和《诗三百篇》，本意是打破汉人的经说。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建设”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而是“恢复”其本来面目。而“破坏”只等于扫除尘障。“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解除了道统和学派的束缚。“我们要打破旧说甚易而要建立新的解释则大难”。关于方法，顾颉刚他们先把金针度与人，目的是希望别人绣出更美的鸳鸯。“儒家统一了二千年的教育，连这几部经书也没有研究好，岂但没有研究好，且为它增加了许多葛藤”。批评顾颉刚的人大都以为他所用的材料不是古史的材料，所用的方法不是研究古史的方法。顾颉刚以为这未免是一种误解。“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不管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只要间接的经过精密的审查，舍伪而存真，何尝不与直接的同其价值”。“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样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这未免缺乏了历史的观念”（23）。一种学问的研究方法必不能以一端为限，但一个人的研究方法则不妨以一端为限。顾颉刚的方法是“历史演进的方法”，它可以解决一部分的古史问题（24）。
    “历史演进的方法”固然有“破坏”的效力，但其本质更在于为中国古史重建创造基本条件。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里说：“秦汉间的方士常说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我们对于古史正有同样的感觉。在许多条件没有比较完备的时候，要找得一个系统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条件是什么？许多现存材料，应当依着现在的历史观念和分类法去整理一过，此其一。许多缺着的材料要考古学家多多发见，由他们的手里给与我们去补缀，此其二。以前学者提出的问题，哪些是已解决的，哪些是待解决的，哪些是不能解决的，应当审查一下，结一清账，此其三。现在应当提出的新问题是什么，这些新问题应当怎样去谋解决，应当计画一下，此其四。”所以，古史的新系统的建立绝非一人一日之功。“可是系统和结论，我虽不急急地寻求，究竟它们也常在我的心底盘旋酝酿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