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疑古”派学术理路的评价问题
    “疑古”派的学术理路，简要地说，就是以批判为宗旨，打通古今障壁，填平雅俗鸿沟，辨析史料-史书，区分其真伪，勘定其价值，厘清“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来龙去脉，在确定史料-史书的本来面目的基础上，还历代“古史观”的本来面目（54）。关于这一学术理路的效用，用顾颉刚本人的话说，就是“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55）。
    关于“疑古”派学术理路的评价，前贤多有论述。
    1930年，郭沫若称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56）。他自承原本没有认真看待顾颉刚之学，“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郭沫若不仅说了老实话，而且也一语道破了“疑古”派学术理路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1937年，冯友兰分析史学界信古、疑古及释古这“三种趋势”。他认为，信古不足论，至于疑古与释古的矛盾，“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其间无所谓孰轻孰重”（57）。依此推论，疑古与释古，既然是工作的两部分、两阶段，那么它们的要求不同，目的不同，因而思路、手段、方法也应有所区别，不应该扬此抑彼，也不应该扬彼抑此。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学勤肯定“疑古”或称“辨伪”的思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58）。近年来，李学勤更指出，“疑古”之风始于宋代庆历以后，其特征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朱熹是其代表。“疑古”之风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其特征是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阎若璩、刘逢禄等是其代表。晚清的康有为也是“疑古”的健将，其思想和学术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也有重要的影响（59）。宋以来的“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成效昭著，但有扩大化的毛病，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李学勤尖锐地批评道：“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60）
    李学勤批评“疑古”派的“以古书论古书”的“缺点”，其实辨析古书正是“疑古”派学术理路的特点；“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的论断固然有充足的材料依据，但是“疑古”派的“重建”，本来的目标就不在“古史”，而在“史料学”和“古史观”！
    关于“东周以前无史”的问题，顾颉刚早有说明。战国、秦、汉之时为了证实大一统、阴阳五行而杜撰史事，“我们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出这些说话虽是最不真实的上古史，然而确是最真实的战国、秦、汉史，我们正可以利用了这些材料来捉住战国、秦、汉人的真思想和真要求，就此在战国、秦、汉史上提出几个中心问题。这真是历史境界的开拓！一般人对于我们常起误会，以为我们要把古代什么东西都去推翻，愿他们能平心静气想一想这个道理”（61）。顾颉刚还说，战国是大时代，“创新”的事业掩盖在“复古”的口号下。“战国大都是有意的作伪，而汉代则多半是无意的成伪。我们对于他们一概原谅，我们决不说：‘这是假的，要不得！’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以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62）--这实际上已经提前回答了李学勤先生的批评（63）。
    关于“疑古”派的学术理路的评价，李幼蒸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他认为，古史辨学派的学术方向，本质上是一种“古典文本意义分析”的方向。顾颉刚选择“典籍科学考据学”，在特定的研究范围内遵循着一种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原则。我们要学习他的追求文献客观真理的学术伦理态度。“顾先生比其他同时代史学家更能坚持此文本分析中心主义，不是顾先生比别人眼光更狭小，反而是因为比别人眼光更宽广”。史事推测只是他使用的假设工具之一。他的辨伪学中有关史事因果的推断，特别是关于古人动机的推断，都可视之为一种工具性假设。“王国维在技术理性层面上部分地进入了现代，而在思想理性层面上仍然不出传统范畴”。顾颉刚“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直接观察来证事之真伪，而在于通过文本分析来间接证明文本指涉关系之或真或伪”。王国维代表的新史派以“建设”可靠史事为第一目标，顾颉刚代表的疑史派以探得史籍话语真伪为第一目标。质而言之，“真伪，不是指对史事的直接验证，而是指对文本和史事对应关系的间接推证”（64）。
    谈到“疑古”派的学术理路的评价问题，当然不可回避张荫麟所批评的，在考辨古史时犯了不顾其适用之限度误用“默证”的“错误”的问题。彭国良对此进行的研究有相当的说服力（65）。彭国良认为，“疑古”之学并非实证主义所能涵盖。所谓“默证”方法，张荫麟的定义是：“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史学界多以为“层累”说等多赖“默证”以立。顾颉刚本人也未辩解。“在实证主义史学范围内，默证能够成立的大前提就是人们能够把握一切信息，排除所有的偶然性，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默证只能是逻辑谬误，而所谓默证的限度问题，也只能是一个伪命题”。从学术理路的层面上看，“如果脱出实证主义的范畴，不去追求无法实现的历史本体，而是把历史学研究停留在史料层面，像顾颉刚那样‘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则可以使用默证”。顾颉刚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古书和古史，“他的研究对象是史料本身，他从各个时代史料的不同特征，研究这些时代的精神。可以说，史料的缺乏并没有成为他的限制，而是给了他自由的新天地”。与此相反，张荫麟“以有涯随无涯”，史料带给他的，不免是限制行动的镣铐。笔者以为，这种评价基本是公允的。
    学术派别是历史舞台上的过客，来去匆匆，各领风骚三五年乃至百年、千年，但一定消亡，而学术理路则是千百年来无数前贤先哲治学实践的珍贵结晶，它凌驾于无数的真理与谬误之上，与学术事业一样永存。学术门派与学术理路的关系，也可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对于“疑古”派及其学术理路，笔者依然坚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