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8页。
    （52）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录，第193页。
    （53）张富祥：《“走出疑古”的困惑》，《文史哲》2006年第3期。
    （54）顾颉刚认为，崔述“最根本的误处”恰恰在于混淆了史料学与历史学的界限。崔述打破了传记诸子，但终不敢打破经。他最大的弊病是为古圣贤护善。崔述“最根本的误处，是信古史系统能从古书中建立起来，而不知古书中的材料只能够打破古史系统而不够建立古史系统。这个问题，康有为已经抉摘出来了”（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附录，第248页）。顾颉刚说：“我的惟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65页）“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搜集一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3页）因此，正如谢维扬所指出，“古史辨”的疑古，其直接、正面和首先处理的乃是属于史料学范畴的问题。它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实际上就是关于各宗古书资料以及各种古代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参见谢维扬《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文史哲》2007年第2期）。
    （55）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
    （56）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下），第363页。
    （57）冯友兰为《古史辨》第六册所撰之序，第1页。
    （58）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
    （59）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页。
    （6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219页。
    （6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72页。
    （62）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94页。
    （63）至于新发现的史料一再证明东周以前的历史，也不意味着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颠覆。因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只是顾颉刚提出的一种历史知识系统建构的规律模型，而并非历史真实还原的资料真伪判定标准。
    （64）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文史哲》2007年第3期。
    （65）参见彭国良《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文史哲》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