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参见何晓明《学术理路与史学生态》，《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
    ②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③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42页。
    ④顾颉刚还指出汉人王肃“造伪以辨伪”，明人杨慎、王世贞既辨伪又造伪。
    ⑤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89页。
    ⑥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35页。
    ⑦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135页。
    ⑧例如顾颉刚的以下论述：“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例如《易传》，放在孔子的时代自然错误，我们自然称它为伪材料；但放在汉初就可以见出那时人对于《周易》的见解及其对于古史的观念了”（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⑨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文章中说，读了《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之后，“觉得对于文学、史学都该走批评的路子，于是我要多找批评性的书，结果找到了郑樵的《通志》”。
    ⑩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4～5页。
    （11）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12页。
    （12）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第3页。
    （13）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192～193页。
    （14）顾颉刚受胡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从民俗学中感悟到历史的真谛就是一例。对于在民俗里流行的“古史”（例如戏剧里的关公、薛仁贵的故事），顾颉刚认为，“信它是愚，驳它是多余，用自己的理性去作解释必然是勉强罗织理由。所以要处处顺了故事的本有性质去研究，以发现它们在当时传说中的真相”（参见刘起：《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这一点受到胡适《井田辨》、《水浒传考证》的启发，使其知道“研究古史尽可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272页）。
    （15）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14页。
    （16）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15页。
    （17）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自序”，第3页。
    （18）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五册“自序”，第4～13页。
    （19）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顾序”，第14页。
    （20）参见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1）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二册“自序”，第7页。
    （22）参见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第216页。
    （23）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