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从民主革命到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革命”、“阶级斗争”、“敌我”等成为人们判断推理、表达思想的基本概念和语辞。中国史学界弥漫的这种“战时历史观念”几乎影响了所有当时代的史学家。刘大年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史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家，他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怀着对革命的崇敬之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史学观念的“代言人”。
    如果说“文革”前，刘大年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追随史学“五老”及其开创的史学观念和作业方式，强调历史研究的革命意识形态，并不那么“显山露水”，那么，“文革”后，史学“五老”相继去世，中国社会发生转型，流行的阶级斗争史观遭到质疑和挑战。从学派外部看，唯物史观派学术势力显著下沉，渐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学派内部看，唯物史观派内部由于对传统史学观念认识出现了分化，发生内部冲突。此时，与刘大年同时代的不少学者相继对自己过去的治史观念和作业方式做出深刻反省和调整，“化蛹为蝶”，但是，刘大年却不能甚至不愿完成“蝶变”，其原因不仅与他心中根深蒂固着的“战士”对“革命”的信仰有关，而且大概还与他长期处在历史研究权威机构的领导岗位，同时又长期兼任多种政治职务有直接关系。（15）这些“政治兼职”常常使他把“学术”与“政治”绾合在一起，亦“官”亦“学”，“在学”无法真正“言学”，更何况做出深刻反省和调整。画一个人，最好画他（她）的眼睛；分析评判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抓住他（她）那些“人弃我守”的观念，可能更说明本质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继续坚守人类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执著于维护阶级斗争动力观，拘于历史研究的对象以阶级、阶级斗争为中心等观点，构成了刘大年的基本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人们仿佛从一场非常难熬的噩梦中醒来”（16）。既然过去是一场噩梦，既然人们已经从梦中醒来，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认真反省过去和重新选择未来。在否定“两个凡是”之后，1979年，中国又一次向“现代化”重新定向。新的社会转型促使史学界也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反省“文革”、反省“现代化”建设上的失误，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唯物史观派也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自我反省，一些传统观点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质疑和挑战。而受到最激烈挑战的就是和史观派与生俱来、但从1950年代初期开始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或真正动力”这一观念预设，并由此展开了一场牵动整个学术界的“历史动力问题论战”。挑战的一方由对“阶级斗争动力”的质疑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再由对“暴力革命”的反思发展到对历史发展非正常道路的检讨，并由此导致了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历史地位的重新估计。谁都能看到，如果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所以，维护的一方对此忧心忡忡，因此，他们主张只反省到对“阶级斗争动力观”的滥用、扩大化、绝对化即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一预设或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错，甚至认为这一预设就是基本历史事实本身的反映。有学者称前者为“深入反省论”，其代表人物是黎澍，称后者为“有限反省论”，其代表人物是刘大年。（17）
    刘大年苦心孤诣地维护着阶级斗争动力观。面对质疑和挑战，他首先站出来，从正面为阶级斗争动力观辩护。他说：“翻遍一部世界文明史，我们无处不看到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及其相关的广泛事实。”“社会阶级、它们间的关系、体系、运动，正是私有制历史特殊的本质的东西。不从这个特殊的本质去解释历史，好比要攀登某个险峻高峰，而又不愿意去走唯一可以攀登上去的道路。（18）刘大年先后撰写《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说“合力”》、《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等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成为“阶级斗争动力观”的主要代表。
    刘大年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前进，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说，是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则表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斗争。……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对于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十月革命时的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或者落后得很远，但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反过来，一些西方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地高，以至高出许多，至今仍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集中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自行变革历史，它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才能推翻旧社会、旧制度，建立新社会、新制度，改变历史的进程。”（19）从这里来看，刘大年的阶级斗争动力观点，是以社会形态递进发展的理论预设为基础，（20）以生产关系的改变，新社会、新制度代替旧社会、旧制度为标志的。既然认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地改变历史”，那么，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制度、社会形态改变，就只能依靠阶级斗争，需要“暴力革命”的“助产婆”的推动作用来完成了。
    很明显，刘大年是只就私有制社会来论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从逻辑上说，是不周延的，遭到“生产力动力论”者的质疑。后者认为，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应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不能只限于私有制社会。在他们看来，阶级现象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如果“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那么，是什么推动私有制产生？私有制难道不是从以前的生产力发展来的吗？刘大年辩称说，私有制社会的矛盾不能推到私有制以前去同样地加以看待，就像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我们不能把人类社会的进化同类人猿的进化、猴子的进化同等加以看待一样。马克思最重视科学的发明、发现，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反复阐明私有制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矛盾或者还需要补充什么。刘大年说：“我们无法想象马克思、恩格斯那种严密的科学工作奠定了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基础，而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自相矛盾，或者遗忘了什么东西。”（21）但是，到底如何从“动力问题”上回答“私有制是如何来的”？刘大年似乎并没有从正面给出明确的答案。而他的“辩解”恰恰说明他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前提正是人的自然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