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期，围绕“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非常热烈，表面上看，是“动力问题”之争，实质上，这一论争，连同与此同时进行的“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实际处处折射着“革命”与“历史”在以现代化为时代追求的背景下的内在张力。换句话说，它们反映着人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革命”与“历史”的思考：是继续高扬过去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及其治史理念和做法，还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扬弃过去，在观念和做法上做到与时代主题同步？事实上，近代史研究领域“现代化范式”的崛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学术势力形成与“革命史范式”势力分庭抗礼之势，足以说明了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学科。在民主革命时期，它是为了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而生的，是为争取民主革命胜利而呐喊。新中国成立后，它摆脱了过去受压抑的状态，迅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国家政权力量的扶持下，获得长足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其原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领域论证新政权建立的合法性，寻求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变迁、社会转变和现实中国内国际政治斗争有关。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研究者研究的对象、评价的标准及叙述的方式。随着几部中国近代史经典著作，如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实际上是由刘大年负责）等著作的出版，逐渐形成了以这些著作所规范的中国近代史的认知框架、编写体例和叙述语言，从而，铸成“革命史范式”。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大体都在这个范式下展开，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条线索、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来论述。由于这种“革命史范式”在说明中国近史诸问题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又紧密配合政治需要，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使“革命史范式”长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这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都是按照这种统一的“范式”编写。
    “文革”结束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重新走向现代化之路，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在历史学领域，一方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现代迷信的冲击，在使历史学摆脱思想枷锁、获得解放的同时，又使它不再具有往日那样牢固的思想依托，在思想解放了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做法，越发显得突出和令人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深刻变化，既向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又使得它对政治的依附失去了现实支柱。此时的“人心”、“语境”和“最关切的事物”已从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一种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思潮应运而生，其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同“革命”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明显不同，对“革命史范式”形成了严峻挑战。
    在学术思潮层面上说，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近代史的方法，大体能够看成是从“革命”视角研究近代史的方法的一种“反动”。主张从“现代化”视角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们，站在“现代化”立场对“革命”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革命史范式”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批评。（34）应当说，多数“现代化”论者的批评是建设性的，也切中了“革命史范式”的要害，值得“革命史范式”论者深思。的确，“革命史范式”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并非完全建立在“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35）学术之内在基础之上，更多是依靠了外力的扶持；而且内容狭窄、模式僵化，也限制了“异己”者的合理发展，影响了近代史研究内容扩展和学科的发展。
    “现代化范式”论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建立了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资本主义为线索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和研究范式。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资产阶级运动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本来就应该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中国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是怎样为自己的前途而斗争从而怎样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前进”的（36）。“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近代化或工业化，不能说就是革命，尤其不能说，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把革命当做目的是错误的。”（37）“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惟一道路就是尽快使自己现代化，赶上西方国家。”（38）等等。
    与两种“范式”紧密联结的是关于中国近代“民族独立”与“发展资本主义”两个基本问题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争论。这也是两种“范式”的学者主要分歧所在。以刘大年为代表的一方，偏重强调民族独立，认为“民族独立”先行，是近代史的主题，然后再发展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在刘大年看来，是“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还是后者变为前者？”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拯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就必须把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看做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才有其他。如果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秩序统治下，中国有无或有多少资本主义是各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民族独立问题的前提，那我们就必须把发展资本主义看做推进历史的灵魂，一切就应当服从这个灵魂。反帝反封建斗争，即使不必取消，实际也无关痛痒。”（39）回顾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刘大年得出结论说：
    非常明显，当时中国的问题，不在发展资本主义如何重要，而在如何才能发展（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自己的资本主义。前几代中国人，对认识这个问题有过痛苦的经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不缺少感性认识，但难于从社会阶级上去理解。他们陆续提出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一类的主张，亦即认为有了资本主义，就可以使中国由不独立变为独立，由弱变强。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又陆续提出爱国、革命的主张，仍不反对帝国主义，甚至以为后者可以赞助自己的事业。他们都失败了。发展资本主义，为中国历史进步所必需，但不从解决民族独立、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入手，而从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入手，就不能满足这个必需，只会流为幻影。（40）
    因此，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在先，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题；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研究近代史当然就要以“革命”为价值取向来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