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概念，包含着认识主体的价值判断。刘大年认为，如果否定阶级斗争动力观点，必将导致理论危机，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又指出，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既然认定阶级斗争不成为或者只能在次要的意义上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那么，用暴力推翻私有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只须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去自然地实现就可以了。阶级斗争学说，因此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最锐利的武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理论就这样形成了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对立。把生产力作为阶级社会里直接决定历史前进的动力，永远也无法消除这种对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一整块钢铁所铸成，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完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科学的、严密的整体。（22）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不是“认定阶级斗争不成为或者只能在次要的意义上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就一定意味着认为“用暴力推翻私有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只须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去自然地实现就可以了”，阶级斗争学说，是否就“因此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最锐利的武器了”呢？未必。事实上，不少学者在肯定前者时，同时还承认后者。当旧的对抗形式已经腐朽--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又已经在叩门的时候，而且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不但为历史发展所必需，而且当然地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伟大动力”。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高度赞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因为这种革命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斗争。（23）但是，我们又实在不能过高估量革命或阶级斗争在整个人类历史前进中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暴力革命或战争只是其中短短几瞬间，人类更多的时间是在和平中度过的，而且，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并不是每次暴力革命或战争都能推进社会的进步。黎澍曾对“暴力革命”之于社会历史进步进行过深刻反省。他说：
    我们过去实际上过分迷信暴力，认为军队打到哪里，一个命令就可以把旧社会改造过来。而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使旧社会习俗屈服于暴力，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革命。真正的不可抗拒的革命，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都不是靠暴力完成的，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完成的。这种革命，影响及于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默默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意识。它要求首先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文化教育，经过长期积累后自然完成。任何暴力手段，不论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还是上下夹攻的，都无济于事。暴力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改变传统的表现形式，不能改变潜在的思想意识。这是为近代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一个无可否认的真理。（24）
    由此看来，黎澍的反省，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前提，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的认识和理解的，（25）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进程。对比黎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刘大年显然与此不同，后者更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依刘大年的分析，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事实上有两种：一种是推动旧社会、旧制度向新社会、新制度的急剧的转变。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都是这个意思；另一种是在同一种社会或制度内部所起的推动作用。刘大年认为，即使在同一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也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如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就是封建制度内部矛盾、变化的表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力量。由于环境、条件不同，某些农民战争所起的促退作用，必定为另一些农民战争所起的促进作用所补偿而绰有余裕。历史好比粗人算账，四舍五入。四舍五入，总数加在一起，历史还是前进了。他进一步强调说，有些革命或战争，在短时间内看不到其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把时间放更长一些，总能看到它作用的显现。（26）
    强调“革命”或“阶级斗争”之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直接影响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对象、任务的选择，而后者又规定着历史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矛盾和它的客观规律性。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放弃“阶级斗争动力观”的预设，将引发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改写，所以“有限反省论”者始终不愿深刻反省。刘大年说：“历史学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它有自己的中心。既然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学对象、任务，就应当是研究一幕一幕阶级、阶级斗争的种种基本事实，研究那些基本事实所表现出的阶级、阶级斗争的矛盾、运动。这就是历史研究的中心。”（27）围绕这样的中心研究历史，历史学家呈现给人们的人类文明史，自然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另一方面，“阶级、阶级斗争这个特殊矛盾，规定了历史学所要研究解决的，是社会运动中的矛盾和它的客观规律性，即帝王将相、奴隶主、地主、资本家那些剥削者、压迫者阶级与奴隶、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那些生产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它的规律性，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28）
    应当看到，刘大年在肯定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同时，并没有否定“生产力状况、生产斗争、经济发展”等在历史研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刘大年之所以认为后者重要，正如他说，是因为“它是阶级、阶级间的矛盾运动的物质基础。阶级的诞生，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斗争的结局等，都必须从生产力状况、经济结构中去寻求原因，作出说明。”（29）这样，刘大年就把这种“重要地位”放在只起说明“阶级的诞生，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斗争的结局等”的次要作用和位置上了。后来，刘大年继续强调说：“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及其体系的运动是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的对象。”（30）这种观点，显然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继续囿于阶级斗争史的范围之内。如果说，在过去，面对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为了争取革命胜利，历史研究者们把阶级斗争史，甚至只把阶级斗争中革命的一方当作自己研究的对象，（31）这样做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这种只注重阶级斗争史，忽视或轻视生产力、生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做法则很难以让人继续接受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在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时候也出现了偏差，王学典在《“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中直击了长期以来流行的“阶级观点”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曲解和误解。（32）事实证明，过去这种做法早已经使历史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严重窒碍了历史学的发展。黎澍断然指出，历史学“倘若侧重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就不能自诩为科学”。即使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研究革命历史是当务之急，“但也不可以形成一种观念，认为只有研究革命历史，才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要求。”“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是这样狭隘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认为历史学是无所不包的科学，从来不主张限制研究的范围。”（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