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注重发展生产力，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最佳途径，然后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在“两个基本问题”上，有的认为不应有先后之分，如李时岳说：“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就不能有完全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在当时的中国，独立和民主问题是和资本主义化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提出孰先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导致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玄学争论。固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化不是中国的前途，但当时人们不可能知道。”（41）徐泰来认为“两个基个问题”有先后之分，但与刘大年主张的恰好相反。在徐看来：
    落后就要受人欺侮，就要挨打。中国不正是因为落后挨打，打不赢，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失去独立吗？在这种情况下，空喊要独立，能得到吗？空喊打能打赢吗？……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要赶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用洋务派的话说，就是要自强求富。如何自强求富，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是西方已经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西方之强，就强在有这种生产力，中国之弱就弱在没有这种生产力。（42）
    后来，徐泰来更明确指出：“生产力没有一定程度的近代化，中国既不可能推翻封建统治，也不可能恢复完全的独立地位。”（43）从理论上说，徐泰来的主张更体现了唯物史观所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比较两种范式在当今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的境况，客观地说，革命史范式由于承载了较多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政治高度绾合，在极“左”思想统治下，又受流行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使人良莠难辨，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曾出现公式化、教条化的做法，其处境确实有点困难。但是，它是否真像其批评者说的那样已不合“时宜”，应该“告别”了吗？未必。事实上，“革命”不可能被“告别”，也“告别”不了，而革命史范式也仍有存在的必要。第一，它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曾经存在过的历史过程，革命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实现民族独立，毕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运动；第二，他们所坚守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官逼民反”等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仍然是正确的、合理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矛盾的一面，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第三，对“革命史”的研究，如果不是再以发动“革命”为目的，不是再任意夸大暴力革命的作用，而是善加利用，完全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种研究放在社会史视野里进行，如对农民战争史研究，在社会史视野里，探讨它们爆发的社会根源，可以寻求社会的稳定机制，探索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激化的有效措施。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农战史是农民社会中‘农民问题’的基本方面，对此问题漠然视之，就无法透彻理解中国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通过研究农战史探寻出社会的稳定机制，则更具有深沉的时代价值。”（44）更有学者说：“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意义不仅是积累了一些材料，更在于使中国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45）
    现代化范式虽然在以现代化为时代主题的现在发展迅猛，但自身也存在不足。当它把目光投向以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为重点的中国近代化历史发展的时候，同样，也无可避免地遮蔽了一些“革命”问题。德里克就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46）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长处，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不足。只有不同的学术范式并存并且互补，而不是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才有利于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史学家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刘大年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首要任务的时代，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特殊的时代塑造了刘大年革命史学观念。无可否认，这些史学观念在以民主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社会历史运动主题的过去，曾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围绕革命史框架的纯粹政治史纬度的解释逐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所取代”，历史研究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变化，人们“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逐渐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对历史阶段论的认定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的论证。”（47）看来，在以现代化运动为主题的新的时代，革命史学观念的确遇到了很大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注释：
    ①[美]费正清：《观察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②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刘大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③王学典在《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一文中指出，史学界同文学界一样也存在“来自‘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学者、革命者与来自‘根据地’的学者、革命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文革’后史学界唯物史观派的内部冲突基本上是在黎澍与刘大年之间展开的，这一冲突看来仍部分地具有先前的性质。”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7页。
    ④刘大年曾说：“1979年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代表了某种倾向，而且是‘有力的代表者’，意存奖饰。一种认为划框框，定调子，难于接受。”参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弁言，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