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种种学术流派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由于政治因素以及复杂的人事纠葛，往往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人们在回顾考古学学术史的时候，大多是用形成、发展、进一步发展这些阶段性字眼来描述，而很少从学术流派角度加以探讨，更罔论触及这些学派本身兴替之原因。事实上，几乎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辨识出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说它们构成一个学术流派，是因为它们之中的每一个，在考古学方法和技术上，以及在考古学解释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或者偏好。这种特点或者偏好，由各自独具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知识来源、个性特征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其中社会环境是主要因素，决定了考古学尤其是考古学解释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下面按照时代顺序来探讨一下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过程。
    一、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三个流派
    民国时期的中国考古学，或者说中国人自己从事的考古学，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流派。
    第一是以李济为代表的“科学考古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阵地。傅斯年是中国新史学和考古学的规划者，而李济则是傅斯年学术思想在考古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实践者。他们最鲜明的旗帜和特征就是“科学”，科学主义是这个学派最重要的宗旨，科学主义史学派别是后来人们给他们的定位。这些人多是欧美留学生，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交流能力，同时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学兼中西，深味传统学术研究之价值，能够将科学与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自身内涵的中国考古学。他们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又是崇尚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独立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这些都反映在其学术思想与行动中。当然，史语所考古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学派，其丰富内容还远不止这些，值得人们做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这一派所开创的传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主流，李济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考古学之父”。①
    第二是“传统考古派”，即中国传统学者所从事的考古。大概在当时人眼里，除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之外，其他机构和人员所从事的，都属于“非科学考古学”，或者说与金石学一脉相承的所谓“传统考古学”。其中最主要的是北京大学的考古活动，代表人物是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他们曾经创立了中国人自己最早的考古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和中国考古学会，并且从事了一系列的考古活动。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回声与他们当时的地位和声势并不相符。这主要与他们没有掌握所谓“科学考古方法”有关，但具体追究起来，与他们和日本人不成功的合作也有密切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国学门，这样的“非科学考古”机构和人员为数不少，包括北平研究院史学会、厦门大学国学院、广州黄花考古学院等等，当时知识界之所以如此热衷考古学，除了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之外，与学术界对田野考古治学价值的认识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人物是苏秉琦，他并没有受过像李济、梁思永那样的西方训练，在战争年月里孤独地整理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资料，却做出了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成就。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许多人可能不会承认民国时期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考古”。以田野发掘来衡量，当然如此，但是，如果从考古学解释的角度出发，应当说是存在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郭沫若、尹达都曾经以考古材料研究古代社会，实际上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这也属于考古研究的范畴。苏秉琦曾经说，“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几乎是和中国考古事业同步兴起的”。② 其意所指，正是郭沫若的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③ 出版于1930年，这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不仅推动了史学革命，也推动了社会革命。同时，它也是对以史语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学术的一种反思。多年以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领导人尹达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刚刚读到这部书时的兴奋心情。④ 但实际上这本书对田野考古发掘所谈甚少，主要使用的是铭刻学的资料。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是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⑤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为数不多的考古出版物，以考古资料研究社会性质问题。这种所谓的考古学解释方式在民国时期考古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有限，并未介入学术主流。但是，郭沫若、尹达开创的这个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考古领域影响的传统，建国后在意识形态力量之下，成为一个正统，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新中国考古前四十年：“史语所传统”与“中国学派”
    从民国到新中国，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史学阵地，当然也包括考古学。从政治信仰和人生观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旧人物呈现出新面貌。这种变化给考古研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成就。
    新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共同特征下，主要出于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及新环境、新思潮的影响，新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两个主要流派，各自的代表人物是夏鼐和苏秉琦。张忠培曾经说过，这是影响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巨人。⑥
    首先是以夏鼐为代表的“史语所传统”。夏鼐是新中国考古学的创建者和掌门人，掌管中国文博考古事业30余年，直到1985年去世为止。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考古学家。之所以说他在学术上坚定，是因为他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自己清晰的学术定位、完整的学科体系、具体成套的方法和作为佐证的一系列的成果，这些东西足以构成一个十分明确的考古学研究“范例”。夏鼐的考古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直接的关系。他自己曾经说过，新中国的考古学，实际上继承的是“史语所传统”。很多人研究过夏鼐的学术思想，而夏鼐自己的众多著作更是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不要说一些具体的技术方法来自于史语所，我们注意夏鼐考古活动和研究的一些最突出的特征，如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注重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又吸取传统史学和旧金石学的传统，注重自然科学方法，注重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国外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注重实证不尚空论的治学风格。⑦ 除了第一点之外，实际上就是史语所学术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改造。张光直观察到，即使在意识形态干涉学术研究十分严重的年代，“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发掘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经纬分明，彼此之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⑧ 而据回忆，当年很多考古简报，受社会史研究风气的影响，往往在小结中多所发挥，而夏鼐作为考古刊物的主持者，甚不赞成，往往删去，尽力保持考古资料的客观性。⑨ 这些风格，无疑与傅斯年和李济所言“不尚空论”、“不做一切无味的发挥”⑩ 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对科学研究原则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