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史学一向是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①然而，一个时期以来，这一“最有光辉的一门学问”却面临着一场五味杂陈的尴尬：为其所鄙夷、嘲笑甚而不耻的所谓“史学大众化”正如野火燎原，而专业史学却因与这个市场主义统摄一切的时代落落寡合而不得不困守书斋。在这样一个名之为知识经济的时代，作为一门知识的专业历史学因无显见的经济价值几乎被世人推向所有知识领域的最边缘，与大众化史学的“井喷”式表现之间似乎构成了世纪初文化版图中颇具张力的一幅图景。在专业历史学看来，大众化的历史书写不过是低级历史趣味在市场撩拨下的偶一放纵，是迎合大众文化的新版野狐禅，甚至用不着去正眼看待。然而，大众化史学书籍的巨大发行量②和《百家讲坛》节目众多的拥趸又意味着广泛的承认和赞许。难道我们真的能凭“时尚史学”、“娱乐史学”、“摇滚史学”等几个揶揄、调侃的词语，或者仅仅不屑一顾地把“史学大众化”的“始作俑者”讥讽为“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就能把它归置到墙角，然后一切就风平浪静了吗？事情好像并不是如此简单。
    大众化历史叙事何以能够隆起
    只要稍微翻看一下市面上林林总总的通俗历史读物，就会发现大众化的历史书写与专业史学迥然歧异。它的叙事模式是：舍弃严谨枯燥的学术性语言，追求通俗活泼的行文风格；过滤掉“故作艰深”的、在普通人看来抽象玄妙而又无比空洞的历史“规律”和“结构”等“宏大叙事”，凸显历史发展过程中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故事”等元素。要把历史写得“好看”，这是大众化历史书写最重要的特征。“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也可以写得很好看”是一些从大众阅读着眼来书写历史的作者们共同擎举的旗帜，他们就是从标榜“好看”而挑衅性地摆出与专业历史写作分庭抗礼的姿态的。由此，这一轮“史学大众化”的“喧哗与骚动”的价值也就表现出来。其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宣示着一种新的叙事品种--大众化历史叙事的萌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预示着知识变迁的新动向。可以说，过去60年来，在文化领域中是两种历史叙事居于绝对强势地位，一种是政治层面的官方历史叙事，另一种是学术层面的精英历史叙事，而且它们还时常缠结在一起。这两大叙事模式垄断了历史的话语权，作为大众，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两大叙事模式拼接出来的历史拼图。而现在，随着这些来自民间的、为数众多的、没有受过正规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历史撰写者群体（所谓草根历史学家）的出现，新的历史叙事主体正在生成。他们的“一拥而上”说明，大众化历史叙事正在摆脱过去那种失语状态，渐渐从地平线上长大身影。这种大众化历史叙事反映大众的历史趣味，从大众的视角来认知、解读、构撰历史。而且，即使是“史学大众化”写作的另外一翼--那些来自专业学术机构的职业历史学家，也在自觉转换角色和身份定位，在话语方式、表述形态等方面向大众的维度平移。
    如果放宽观察的视界，就能发现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有一个深刻的背景，这就是近年来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轫始于西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移，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这一点从文化研究学者对大众文化所作的价值判断之变动就可略见一斑。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站在文化精英的立场上，认为大众文化是标准性、单一性、消费性、商业性文化，大众文化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解了大众的主体性和反抗社会的意志，因而他们对大众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威廉斯、霍尔为代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乐观地认为商业渗透到文化领域后，终于使那些只能由中产阶层和上层贵族才能欣赏到的文化进入了民间和日常生活领域，新的文化不再被特权阶层独占，它将提供一个更为广泛的交流空间。而到了后现代理论占据西方理论中心地位之后，以杰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则认为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展开，是后现代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甚至于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③而在极力张扬民粹主义的美国学者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则隐含着一种积极能动的自主性的观点。他提出要重新理解大众文化，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启蒙性和独创性，并认为大众文化是从下面长出来的，是人们自发的土生土长的表达，因而大众文化是地地道道的文化，是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大众文化发出的是对抗主流文化的声音。④而在中国，大众文化飚起于20世纪90年代，并很快“大规模占领了文化空间”，⑤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这一潮流绝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与西方大众文化有着相同的原生背景，或者说有着相同的内在秉赋。这主要表现在，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实体，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的社会；大规模的城市化、都市化正在膨胀；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甚至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就像在经济领域一样，西方大众文化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现象，也正在或将在中国渐次重演。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中国也将经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这是不难预见到的。我们从大众化历史叙事崛起的姿态来看，无论是它的传播方式，还是它所受欢迎的程度，都可以看作是大众文化从文学、电影、音乐浸漫到历史叙事领域的一个表现。它是正在发生后现代转向的大众文化在东方语境中所结的一个果实。因此，它有自己的系谱，非常值得认真对待。遗憾的是，与西方主流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承认甚至主动迎合不同，国内精英知识分子仍然对大众文化非常的“陌生、惊讶和隔膜”，⑥对其基本上持一种忧虑、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除了大众文化凌越精英文化这一背景，史学大众化之隆起还有深刻的社会性原因。其一，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回视过去以获得平衡。这是因为，“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的后果，就是人们觉得被从自己的根那儿扯断开来的难受的感觉。因此，大多数人都有着重建与过去的接触的心理需要。于是，他们需要阅读历史，以重建这些联系。因此，只要这个世界还在照它现在的方式和速度继续发生变化，历史就会是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东西”（彼得·伯克，第279页）。⑦不了解历史，人们就无法将正在发生的事情放在时间向度内更加广阔的趋向中加以定位。其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变迁就是世俗社会的回归。现实的回归，必然伴随着对历史的招魂，于是被湮没在历史中的一些世俗生活的场景也全面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与专业历史学关注“大历史”不同，大众化的历史叙事更多的是打捞历史的细节，诸如帝王心术、宦海浮沉、世井百态、旧朝掌故，等等。而这些东西，在学院派历史学看来，都不过是“时间长河所携带的历史碎片”。⑧但是，他们也许忘了，正是这些“历史碎片”建构了普通民众的知识系统和日常生活的体验。在公众眼里，这些“历史碎片”恰恰隐藏着他们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源代码”，通过读解这些“源代码”，他们就能够感性地将日常生活的体验与过去的历史连接起来，形成属于他个人的历史观念。他们所希望的，是在那些历史的肖像中，看到自己的面孔。而恰恰是在这些场域，着重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专业史学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通俗的故事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原理或者规律，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并不是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具体之物来思考的。⑨对大众化历史叙事来说，“生活并不在历史之外，历史也不是在生活之外”，它更愿意书写更具人情味的历史。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众历史叙事常常以隐喻的方式来叙述过往的历史，在那些历史撰述者的笔下，历史为什么常常被“现在化”了。发现原生态的“现在”，无论是在作者那里还是在读者那里，都是一个目标。不消说，在现实话语环境还有种种禁忌、话语的空间相对逼仄的情况下，过往的历史成了最好的“移情”对象。穿透现实话语空间的天花板，通过历史来比附现实、图示现实、观照现实、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是很多大众化历史写作的初衷，也是公众认同大众化历史写作的一个关键所在。瞄准的是历史，但中弹的却是现实。历史得到了描述，现实却变得通透。这就是大众化历史书写之所以广受追捧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可以举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来证明这一点：这几年，在“史学大众化”写作中，“出镜率”最高的历史人物很可能是和珅，无论是“戏说”还是“正说”，对他的突出和放大，简直到了使人误以为他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众多人物中主要角色的地步。这种“和珅热”的出现，恐怕就和现实社会中贪官污吏横行无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不无关系。和珅跨越200年时光的复活，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贴切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