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实而论，文体的转换非同小可，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于历史书写的文体转向还有颇多禁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的绝不意味着就是合理的，须知，每一种新型史学形态的演化，必然有着它所孕化于其中的背景。后现代主义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是文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中某些深刻的裂变”，（43）那些导致和催化西方后现代转向的因素也将在东方语境中发挥作用。它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无法逾越的存在，迫使你接受它的话语方式。它在西方的发展表明，如果你否定它的存在，它就会毫不留情对你作历史化处理。更不用说在“史学全球化”日益彰明的今天，史学观念、作业手段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早已成为历史学无可逃避的一个生态。
    也许是因为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哲学”否认历史客观性的观点过于惊世骇俗，人们似乎仅仅关注后现代史学的离经叛道，而忽视了后现代史学实践层面与现代史学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共融性。实际上，后现代史学的哲学层面和实践层面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存在着一定的龃龉。我们甚至可以说，后现代史学的实践层面与现代史学存在着交集，即后现代历史哲学并没有在后现代史学实践层面得到彻底贯彻。如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历史学作家们（或许是想与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保持距离，他们往往并不接受这一称号）就对历史的客观性和构成历史客观性的证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尊重。被称为微观史学掌旗者的卡罗·金兹堡就对《元史学》一书十分“憎恨”，甚至认为海登·怀特是历史学界的“法西斯主义者”（埃娃·多曼斯卡，第19页），他旗帜鲜明地宣称“不想将自己与抹煞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分别的当前潮流搅合在一起”，他进而指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极为盛行的证据观念，在最近20年里变得极其落伍，因为历史学家们变得越来越受到抹煞虚构和历史之间差别的观念的引诱，而且他们自身也不再关心着要证明什么事情。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认为证据观念正在再度变得重要起来，而我当然想要尽自己所能为这种兴趣的增长尽绵薄之力”，因此他主张“将虚构和历史之间的分别保持得尽可能的清晰”。（44）他认为，“大多数人都遗忘了‘证明’（proof）曾是古代修辞学的核心课题，所以与其过分夸张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不如多加关注史学与举证的必要性。因此，史家的工作毋宁像似法官咸得遵循证据，方能办案”。（45）而《马丁·盖尔归来》的作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则认为“历史学家需要有证据来支持他们所做的每一个陈述”是历史与虚构两种文体之间最深刻而又重要的区别。历史学家的工作戒条是：“不能只凭内心的想法，而且也要求诸外在于我们的某些东西，比如档案或手稿，或者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图画或某些踪迹。”（46）针对历史学的特征，另一位著名的精于“小写的文化史”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说：“与文学学者和哲学家不同，我们必须提出证据以支持我们的论证，我们无法将它从头脑中去掉。”他“对于刻意贬低事实的做法越来越不能容忍”。他说：“我们无法拥有未经中介过的关于过去的知识，并不等于说有关过去的任何说法都行得通，或者说没有一种说法比之别的更好。”（47）显然，在三位以后现代名世的历史学家那里，证据都是从事历史研究无可动摇的基础。但是，一直以来对后现代历史学否认历史客观性进行口诛笔伐的传统史家们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笔者以为，相对于理论层面的后现代历史学家们诸如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的哲学论断，实践层面的后现代历史学家（诸如卡罗·金兹堡、纳塔莉·泽蒙·戴维斯、勒华拉杜里等）的作业方式更值得重视，他们身上可资借鉴的东西更多。我们可以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层面上的某些观点，但可以学习借鉴其操作层面的技巧。
    近年来在历史学领域发生的写作的审美层面与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和“哲学的”关切之间出现的对抗所导致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对过去那种历史写作存在统一性认识的超越。其实，历史学的范式从来就不是变动不居的，而且，从历史学的属性上看，这一个过程还将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历史学是一门前于范式的学科”。换句话说，历史学就像是波义耳之前的化学或者欧几里德之前的数学，也就是说历史学中还没有出现过创造了强有力的统一性范式的一位伽利略或者一位牛顿。而且，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人了，而这就意味着历史学也许永远就维持在一个前伽利略或者前牛顿的阶段。（48）所以海登·怀特才会说：“研究历史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为着不同的缘故而研究历史。不可能将某种研究历史的方式立为正统。”（海登·怀特，第19页）不过，这并不是历史学的悲哀，恰恰可能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性范式”，历史学的发展才能有无数种可能，才能有不断向外扩展生长的空间，才能像它所依附的客观世界一样千姿百态。
    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后现代主义又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我们在对后现代极端相对主义进行批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史学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就连对后现代史学提出最强有力质疑的伊格尔斯也承认：“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过去差不多两百年来历史写作的方式，提出了各种各样合情合理的问题。”他对最近二三十年以受到后现代冲击为背景的历史学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学的危机，而是历史学的极大丰富，”“而今它比之既往有着更大的多样性。”（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第128、127-128、132页）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震动生气十足”（杰尔泽·托波尔斯基，第162页），“它将更多的话语元素引入了历史学家的整个营生之中，使得历史研究更具活力。就此而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而言是件好事。”（耶尔恩·吕森，第187页）可见，后现代史学不仅没有为史学唱起挽歌，却反而激活了史学发展的生命力，使史学展现出“节外生枝”的蓬勃生机。
    正是由于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的否定，前所未见的主题和研究路数才能够层出不穷，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新文化史等新品种才能在历史叙事中开花结果。对于后现代史学在认识论上的发难，历史学家聪明地选择了从方法论上进行沉着应对，从而化危为机，从后现代的围剿中突围而出。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这一石，激起的却是史学创新千层浪。对于历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发挥着“鲇鱼效应”，（49）西方史学近三四十年的转型与繁荣，正是在后现代主义的驱赶下来实现的。所以，从史学经历了后现代洗礼依然能够茁壮成长来看，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处理得当，反而能成为历史学的良朋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