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史学固步于学院而不能向外辐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时间向度上与大众的需求和关注形成了错置。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生存的逼迫，普通大众越来越关注当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还，专业史学却向后转，把目光投射到了过去，重回乾嘉、接续1949年以后全盘被政治化的学术所腰斩的学统成了这一阶段笼罩性的学术风气。这一学术群落取一种“不问政治”、“遗世独立”的治学态度，高调倡言“为学术而学术”、“政学分途”的学术理念，要求“理解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揭橥专业化的大旗来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34）的学界传统分轨而行。陈平原曾经将这一学术思路概括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35）在这一学术理路的导引下，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因此学界的当务之急是回归、复兴这一时代，从而与以直面现实、“充满激情和想象”（36）为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学术挥手告别。仅就学术层面来说，这一学术目标对于纯学术的发展有百利无一弊，然而这种“学者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放逐”（37）不可避免会褫夺或者排挤学者们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们在思想上、情感上产生一种对于现实的疏离。这大概也就是学者所谓的“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一个表征。虽然“躲进小楼成一统”颇能带来几分自得，但是这种向时间深处的回望与公众日益紧迫的叩问现实之门的要求之间理所当然会形成“时间差”，从而使他们分列于时间之流的两岸。于是他们就像暗夜中相向而行的两艘船，彼此都不在对方的视野之内。在史家看来，这一“放逐现实，回避问题”的学风，已经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致命伤。（38）
    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话语转换
    其实，史学被局囿于书斋中这一现象早就为一些史家所不满，他们认为：“叙述故事是有待史学家做的美事。我们大多数太沉溺于分析与辩论了，以致将有忘记如何叙述故事的危险，甚至将有忘记叙述故事是史学家天职的危险。”（39）因此，在历史学内部，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
    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这一声调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一挑战的突破口就选择在重新释放出被科学化的史学所幽闭在潘多拉魔盒中的历史叙事。相对于科学主义历史学通过切割叙事来为历史“祛魅”，后现代历史学则似乎在针锋相对地通过叙事来为历史“生魅”。在后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叙事之于历史学家，就如公式之于科学家”。“叙事是一种工具--就此而论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意义”（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94、93-94页）。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写作的审美层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化。回归叙事、寻找读者、进行话语转换已成为当今历史书写的一个世界性潮流。历史学家在公众当中建立声誉似乎又成了一个值得期许的追求。
    在过去，“历史著作的读者通常被排除在考虑之外”（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95页）。而在后现代史学看来，读者绝对不是被动的。在历史著作意义生成的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书一旦出版，作者就不再是其最佳的阐释者了”，因此，“这一下轮到读者做主了”（埃娃·多曼斯卡编，第96页）。卡罗·金兹堡就曾明言：“我清楚记得在我刚开始做一个历史学家时，我就有意识地决定，要同时为专业的和专业之外的读者而写作。在他的心目中，读者是使他的历史著作最终完成的一个合作者，因此他在写作中总是“想要尽可能地控制读者的反应”。（40）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也“特别关注于一条故事线索”，她认为“对于写作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你希望有读者来阅读，对它展开争论和思考；而且他们可能以完全不同于你的方式将你的论著变成他们自己的”。（41）在他们眼中，“历史学家对于广大的普通公众承担着某种文化责任”（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102页）。
    正是因为要面对读者，这些历史学家也非常看重日常语言在历史叙事中的作用，在他们眼中，“日常语言代表着种族智慧的记忆。对于历史事件，人们能够说的仅只是他用自己母语中的日常散文性话语可能说的”。（42）因此，他们不再用拗口的科学话语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与此相契合，描绘微观故事成为历史学家复原历史现场的主要手段。通过微观故事，读者就会经由文本的中介而强烈地感受到历史，历史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更加直接地到达读者那里，而没有受到历史学家各种意识形态的干预。在这样的情形下，读者的自由就更大了（杰尔泽·托波尔斯基，第156页）。
    总之，在那种规律化、模型化的历史叙事模式受到公开挑战以后，“历史开始不再是只为了科学精英、而是以更加通俗的方式为了更广大的公众而写作了”（埃娃·多曼斯卡，第97页）。
    只要细加观察，我们就可发现，严格说来，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勃兴，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场史学大众化相似，以大众文化的崛起为背景、面向非专业读者、着眼于微观故事、采用口语化的撰述方式等因素都成为西方后现代史学最明显的外部特征。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我们竟能从身边看似粗鄙不堪的史学大众化中依稀看到后现代史学的影子。当然，把大众历史叙事和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相提并论是荒诞的，因为，史学大众化既没有后现代史学那样系统、深刻的历史哲学作为支撑，所取得的成果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又是显而易见的。笔者以为，东西方两个史学大众化运动在关键之处出现这么多雷同绝不是一种巧合，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因。结合世界范围内学术的变迁大势以及中国特有的话语环境，笔者更愿意把国内史学大众化的崛起当作是支持史学转型的内在冲动在东方语境中得不到表达的一个畸形反映，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另类的后现代形态。这是否说明国内历史学内在已经具备了文体变革的迫切要求？
    实际上，最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史学所发生的变化，诸如历史研究领域以及研究内容的转移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文体的变动来带动的。文体的变化是后现代历史学最重要的表征。现在看来，文体在历史学中绝不是被动的，也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述形态。“表现形式乃是内容本身的一部分”。“在你做研究的时候，倘若你已经明确地选择了你将要用来将你的表现写出的形式的话，那么，你的研究就会被文体的必然性、你所采纳的形式本身在文体方面的考虑所支配”（海登·怀特，第25、26-27页）。现代西方史学中一些新领域的犁垦，都是为了满足新文体的需要而拓展的。对新文体的实验，也许将是历史学突破既有窠臼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