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史学何以门前冷落
    相对于大众化史学异军突起，为什么专业史学只能瑟缩于学院的围墙之内而在社会上无波无澜呢？实际上，明白了大众化历史叙事何以能够燃起火焰，也就能明白为什么专业史学何以会凝结成海水。与大众化史学能够使普通公众易于进入并打通历史和现实两个现场不同，专业史学却为普通公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此处我们枚举两端加以说明。
    首先，对于科学化的极端追求导致了普通民众对于专业史学的望而却步。
    众所周知，近代史学的科学化是以兰克史学为标志的。作为“科学史学之父”，兰克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史料考订方法。鉴于其在历史学成长为一门学科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因突变”作用，这一方法被称为史学发展史上“哥白尼式革命”，⑩从此，世界史学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的道路，兰克史学成为历史研究世界范围内都宗奉的治史范式。兰克给史学家们提出了“不偏不倚的教诫”，规定历史学家最高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如实直书”，写出“无色彩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以及“不加臧否”、不作“判断”的历史。（11）在兰克看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和无趣，仍然是史学的最高法则。（12）稍后，到了实证主义史学那里，对历史学科学化的追求更加极端，竟然完全仿依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以求“发现制约人类社会的‘定而不移的法则’”。（13）“实证主义通过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置于同样的立足点上，就使其非人化了……在实证主义中，有着规律性、过程，有着大写字母H的历史（History），人类仅仅作为其要素而存在”（杰尔泽·托波尔斯基，第157页）。总之，“近代历史学的各种研究方法是在它们的长姊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荫蔽之下成长起来的”，（14）“19世纪自然科学获得空前伟大的成功，这就使得许多历史理论要在历史学中追求一种像是在物理学中那样的因果律的努力，一时蔚成风气”。（15）跨入20世纪，随着社会科学的方法不断被引进到历史研究中来，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进一步加强。（16）英国史家约翰·伯雷所言“史学是科学，不多亦不少”（17）成为史学家普遍遵守的信条。
    对于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大大提升了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但是，对于历史学家们来说，以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为工具治史，渐渐程式化为为历史“祛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修辞和文学结构越来越遭到漠视、甚至受到压制”，“因为他们认为修辞是学术合理性的对立面；接受修辞就意味着与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背道而驰。一个优秀的学者意味着：遵循研究的方法准则，钻档案。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做出好的、基于经验的解释”。在他们的眼中，修辞是反理性的，不过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已（耶尔恩·吕森，第176、181页）。结果，为了“孤零零”的显示事实，叙事--这一史学诞生以来就委身其中的书写形态仿佛瘟疫一般为史家避之唯恐不及。而“对于许多试图把历史研究转变为科学的人来说，历史学家继续使用再现的叙事模式，标志着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失败。一门学科如果把以叙事方式阐述其题材作为自身的目的，似乎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一门学科如果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研究它的资料，似乎在方法论上也是不充分的”。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叙事性具有将其题材‘戏剧化’和‘小说化’的天性，似乎戏剧性事件或者在历史中不存在，或者，如果的确存在的话，也由于其戏剧性而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合适对象”。（18）于是，“历史学家们忘记了历史学的语言和修辞策略，并以对研究方法上技巧纯熟的程式的认识取而代之”，从此，“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取代了修辞”（耶尔恩·吕森，第182页），历史研究中“充斥着诉诸概括律、模型和普遍化来进行解释的那种没有了人味的史学理论”（埃娃·多曼斯卡，第313页）。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学摒弃叙事的过程，也是背弃读者或曰为读者所背弃的过程，“历史思维的职业化，导致了专家的研究与历史记忆在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鸿沟”（耶尔恩·吕森，第173页）。当历史学爬上高高的科学殿堂向下张望时，发现早已空无一人。史学越来越被压制在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院墙当中。“史家由于苛求精确而失之严刻，追寻资料以致过于琐细，加上量化的技巧，往往令读者望而却步，导致行内行外怨声四起”。（19）“科学史学的抽象方法及科学散文的枯燥和非人格性使外行对历史失去了兴趣”。（20）
    对科学化的追逐，也是百年来中国史学最浓郁的情结。近现代中国史学“都是在西潮激荡下逐渐形成的，中国史学的专业化和学院化，也是西洋制度东来后的产物”。（21）自从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就与科学化交织在一起，二者甚至达到足以相互指代的亲密。可以说，“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数历史的科学化冲动最为强烈、‘科学焦虑’最为深重”。我们很少听到“文学科学”或“文艺科学”与“哲学科学”等提法，而“历史科学”一词则是使用非常广泛的对历史学的尊称。（22）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虽然劈分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而且百年来二者之间互相缠斗，视同水火，但实际上，无论是“史料学派”还是“史观学派”，虽然“从表面看貌似南北两极，实则均因国人的科学迷恋而兴，并齐以‘科学的史学’相标榜”。（23）
    例如：宣称“我们是中国的兰克学派”（24）的傅斯年就将兰克史学化约为“史学只是史料学”，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25）“与各自然科学同列”，（26）种追求势必将历史学的叙事基因剔除得干干净净。傅斯年曾说：“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27）在这种治史理念下，历史叙事是不可能找到一点存活的缝隙的。历史研究只能“渐成为精细的科学研究报告”。（28）在这种情形下，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史学“良史莫不工文”（29）的叙事传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削弱。而史观派学人则认为，“唯有型构或志在型构普遍规律，并以其规律解释社会变革、文明演进的史学，才是科学的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因此，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上焉者，是追求并建构放诸四海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中焉者，是利用中国历史材料去阐发或笺注来自西方的所谓‘普遍规律’；等而下之的，便是援引精粗不等、真假参错的‘普遍规律’来解喻中国古今社会的演化与变革”。（30）尤其是长期以来，史观派历史书写主要在革命史范式内展开，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意味，由此将那种规律化、模型化的历史强调到了极致，而历史叙事只能与“宏大”的主题和目标配伍才能取得存在的合理性。
    总之，“努力把历史知识纳拜到‘科学’的麾下，使历史学领域成为科学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可以说是过去两个世纪中外史坛的基本倾向”。（31）并且，在科学化的历史学中，科学话语和学术话语早已成为一种外在身份标志，术语、范畴、体系等专业化词语天然地成为历史书写的关键词。文章越是诘屈聱牙，似乎越能说明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这里仍然能够看到自然科学的影子。一位学者在总结当今学术语言的特点时说：“学术文章里奇怪的干燥的模糊的语词，弯弯绕绕的句子，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业内人士也照样头疼。”（32）
    但是，历史写作归根结蒂是将历史真相包裹在文字当中，如果文字过于艰深，人们是没有兴趣打开这个包裹的。我们知道，交流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符码之上，只有这样，编码者和解码者才能实现意义的传递。具体到历史书写，那就是要使用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后者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直言之，他们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信码’……为了将这些意义传达给他人，任何意义交流的参与者必须能够使用同一‘语言信码’。他们必须--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同一语言’”。（33）由此可见，对于大量的专业史学著作来说，由于科学化的语言符码造成的障碍，它们在大众那里是难以生成意义的。这里无形之中构成了一个小小的悖论：本来对历史真相的寻求激发了历史编纂的规范化，要求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因为人们相信这妨碍获得历史真相，但恰恰是放弃修辞学和文学效果妨碍了真相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