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文学性与可读性仍是西方学术界衡断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标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詹姆斯·比林顿在评价获得2008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历史学家彼得·布朗时说道：“布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历史学家之一，把基督教一千年间一些鲜为人知的魅力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50）以克鲁格奖欲与诺贝尔奖比肩的声誉与地位，彼得·布朗所获褒奖的导向性自不待言。在2005年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也曾组织了“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读者群”的圆桌讨论，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史学著作如何为社会所接受的过程和特点。（51）可以说，叙事仍然在引领历史书写的风尚。不过，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去叙事化”的历史，对于历史的“好看”写法心存疑虑，认为历史学者不应该牺牲学院派的专业规范来迎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大众化的历史写作是历史学自降其格，将会丧失历史著作的品位。其实，这更多是历史学家的先入之见，因为历史著作并不必然与“好看”相排斥，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可以把历史写得非常“好看”。比如，谁都不会否认史景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但是史景迁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等书都是纯粹的历史著作，但都引人入胜，成为畅销书籍。再如柯文在其名作《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的序言谈及该书内容顺序的安排时，作了如下交代：“虽然按照年代顺序来看，本书中关于经历的部分也许应该放在前面，因为过去是先被人们经历，后来才被重塑或神话的，但是，我却把作为事件的历史放在了前面。”柯文这么做的首要原因，就是“希望本书能引起普通读者（非中国研究专家）的兴趣”，因为“对他们而言，从关于义和团事件的故事性叙述读起，可能更容易产生兴趣”。（52）
    其实，史学的大众化追求一直是中国史学一条绵延不断的支流。早在唐宋之际，史学在日益规范化和官府化的同时，又以强劲不衰之势兴起一个通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记述内容，另一个是传播方式。就记述内容来讲，开始涌现以记述琐闻轶事为主的历史笔记；就传播形式来讲，从殿堂、经院走向市井、瓦舍，形成以话说故事为主的历史小说。这一趋势一直赓续至明清，产生了《三国演义》、“说唐”系列、《杨家将通俗演义》为代表的大量通俗历史读物，形成了一个与“庙堂史学”相伴而行、广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历史文化系列。而且，正如论者所言，这个新系列，不论如何受到“殿堂”史学的轻视与不屑，其社会效应都是“经院”史学根本不能与之抗衡的。（53）而且，为了缓解市场经济猛烈冲击下被边缘化的窘态，史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经尝试过将历史学与市场经济融合起来。为此，《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曾经历时数月开办了“史学家和企业家对话”专栏。这反映了史学界在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文化环境中试图找回失落的世界的那份饥渴。但是，在当时文化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尤其是历史学没有发生叙事转向的情况下，要想将历史学与市场经济捆绑在一起，无异于方枘圆凿、缘木求鱼。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众化历史叙事不能仅仅出于对市场的献媚，它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品格。陈衡哲的经典著作《西洋史》本是面向“少年姊妹兄弟们”的历史普及读物，1924年，他在该书的初版序言中这样述及编撰原则：“我编辑此书时，有一个重要的标鹄，便是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书（者）的心中。我既不敢将活的历史灰埋尘封起来，把他变成死物，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去做他的恭顺奴隶。”（54）陈衡哲的这段表述也应该为大众化历史叙事奉为圭臬，那就是既实事求是，又浅白通俗，学术与通俗并重，学术不拒通俗，通俗力求学术。在史学的大众化写作中，尤其要防止出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否则，除了能在图书市场上泛起利润的浪花外，它将不具有任何价值。顾颉刚先生曾经写道：“公民所应有的知识全都要用文学的技巧灌输到不甚受教育的民众心中，使得他们可以身体力行。”（55）所以，一切的关键都在于转变历史叙事的模式，完成向公众话语系统的转移与过渡。就像我们允许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存在，也容忍下里巴人的流行音乐存在一样，我们推崇象牙塔里“高精尖”的纯粹的历史研究，也要对大众化的史学书写方式持宽容态度。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说明，历史学应该有一极面向公众。
    有学者将当前史学界的情势判读为“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56）历史学家是应该满足于只为他的历史学家同行们写作，还是也应该以广大普通公众的阅读为自己的目标，是现阶段历史学家们需要直面的一个问题。或许，安克斯密特的回答具有强说服力：“历史学家应该始终认识到，就像小说家一样，他们也有一份文化上的责任，并且因此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对于有兴趣的广大普通公众而言就应该可以理解、具有可读性。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不仅是过去实在的发现者，还更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种沟通者（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阐释者[hermeneutes]）。我们可以将历史学家比作是画廊里面向看画的人们解释每一幅画作的解说员。而这里所说的解释并没有要‘穿透画面的实在’的涵义，而是‘让人们得以接近画作’。它与展示更有关系--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有可能忽略掉的某些细节。”（弗兰克林·安克斯密特，第97页）诚哉斯言！笔者相信，史学的大众化写作不会止步于对逝去的王朝背影津津乐道地涂抹，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历史文化中更具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长久以来被束之高阁的一部分资源也将会为自己找到一个相应的叙事方式，然后通过书籍以及其他大众媒介到达公众，从而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望。这也将帮助历史学者们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教化国民、传承文明等社会功能，进而使历史学更好的影响社会，为提高全民族文明素养而服务。
    注释：
    ①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见《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63页。
    ②据报道，钱文忠、易中天、纪连海、阎崇年、王立群、毛佩琦等所撰大众化历史读物首印往往就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风行于市的《明朝那些事儿》也是洛阳纸贵。
    ③参见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④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