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交代的时代背景，包含深刻的历史原因。对青年学生的这种诉求，并不能够轻易加以全盘否定，类似的这种学术反思或者说反动，在考古学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经引发了变革，如前苏联的“苏维埃考古学”和西方“新考古学”的兴起。中国考古学在该阶段的变革，就是苏秉琦在类型学研究上的突破。《编后记》接着说，在大批判之后，苏秉琦先生始终抱着追求考古学发展的一片诚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找大批判中的合理因素。
    就像他后来多次跟我们说的那样：“大批判以后，你们觉得没有事了，我却长期平静不下来。总是在想，过去的一套有哪些不足呢？如何才能达到大家的要求呢？怎样才能建立起正确的中国考古学系统呢？”长期的思索，执着的追求，使苏秉琦先生在50年代末期进行了用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探索，6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划分仰韶文化类型以及仰韶遗存反映的原始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的探索，总之，开始把类型学方法推进到可以进一步分析文化序列和为探索社会面貌作好基础准备的高度。经过“文化革命”的风浪后，他更找到了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来探索以汉族为主题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18）
    俞伟超、张忠培将苏秉琦以类型学为核心的考古研究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40年代以斗鸡台陶器和墓地为对象进行的较单纯的形态类型学研究；50年代末期进行了用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社会面貌及其变革的探索；60年代前半期进行了划分仰韶文化类型以及仰韶遗存反映的原始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的探索；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开始通过区系类型研究来探索以汉族为主题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这一重大课题。（19） 在这一梯度推进过程中，苏秉琦为考古类型学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考古学方法论上为中国考古在世界考古学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俞伟超和张忠培对苏秉琦这一成就的最终认识是：
    历史总是按辩证法的规律前进。一场批判类型学方法的高潮，促进了类型学方法的进步。苏秉琦先生正确对待了那种运动的两重性，推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开始找到了运用考古资料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途径，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20）
    虽然这段总结明显带有“过来人”的印记，但是核心认识却是一语中的：“找到了运用考古资料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途径”。
    许多人对苏秉琦考古思想的认识，只停留在建立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这一点上，但这并不代表其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苏秉琦的考古研究，核心内在诉求一以贯之，在于应用考古学方法进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即所谓“修国史，写续篇”，所以其最终发展到所谓“文明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问题，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以这些课题为重点，是社会环境变迁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而言，苏秉琦“中国学派”顺应时代潮流，取代“史语所传统”逐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如果说是时代环境和历史发展做出的必然选择，也并不为过。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走势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学派”无可争议的鼎盛时期，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考古学的走势开始复杂化。即使原来极其团结的“中国学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激烈的争论。（21）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特别是对考古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产生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涉及考古事业管理者的政治态度，更是加剧了这种滞后。但在滞后之后，这些社会影响在考古学上终于明确地表现了出来。90年代的激烈争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平息下去，但实际上中国考古学自此之后，已经呈现出很多新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考古学先进理念、方法和技术的介绍和引进，实际上已经大大改变了中国考古学正常的发展进程。即使如某些学者所说，当前的中国考古学总体来看仍然只是西方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水平，属于所谓的“古典”阶段，但是，中国考古学已经不可能会按照西方考古学曾经经历的常规轨道演进了。具体来说，虽然中国考古学现在仍然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阶段，建立和完善各个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的任务远未完成，大量的基础研究仍在进行，很多的基本资料仍要积累，但是当前的考古学研究受到西方当代考古学成果的影响，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化史研究，在进行文化谱系研究的同时，人们也在积极进行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等多方面的探索。考古学者们除了习用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也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技术和方法，以达到多方面的研究目标。这种新的趋势，不仅使考古学研究目标和方法走向多元化，同时也加速了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进程。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今天在保持文化历史考古学主要学科特征的同时，也加入了大量的过程考古学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因素，体现出中国考古学当前正在循着一条“超常规”的轨道向前发展的趋势。还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并没有损害中国考古学的民族性和学术独立性，而是提高了中国考古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22）
    中国考古学在时代变迁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评论和总结。如在2002年庆祝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系）成立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赵辉教授曾经作有主题为《考古学与历史的重建》的讲演，关于当前中国考古学所处的历史阶段，他说：“随着学科本身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基本完成了物质文化史构架的重建，进入了历史研究的新阶段。”至于中国考古学是何时完成“重建”，进入“新阶段”的？赵辉认为是在90年代左右，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和国际水平日益趋近。（23） 在一篇名为《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24） 的文章中，王巍把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概括为“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后来又精简为“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王巍虽然是随着大家一起来谈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趋势的一种总结。
    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范例”，更不要说构成了一个学派，但至少可以说它具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足以使它与9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研究形成阶段性区别，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