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语所考古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史研究上的薄弱，这与材料积累不足有关，但更与其“不尚空论”、注重实证研究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有关，即使夏鼐代表的改造过的新传统，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而注重社会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内容，是时代潮流和社会风气，所以与之并不完全合拍的“史语所传统”建国至今一直在这方面受到挑战，是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的。而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则与对时代潮流的合拍或者说把握有相当的关系。
    张光直曾经以提问的口气说，“有人说夏鼐先生在生前与苏秉琦先生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基本上的矛盾。如是事实，当如何解释？”（11） 之所以说这两个巨人之间对中国考古学的看法有根本差异，正是因为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以学术界的通常说法，如果我们说夏鼐是一种所谓的“史语所传统”，那么苏秉琦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12） 后者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步，终于后来居上，成为统治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学派。（13）
    “中国学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主流派，有一个似乎很偶然的原因。因为这个学派的开创者苏秉琦是中国大学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国第一个大学考古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人。目前，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加考古、文物、博物馆和大学教育的考古专业人员，基本上都是他直接或间接的学生。
    但是，苏秉琦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思想，之所以能够逐渐取代占据正统的“史语所传统”，开创了一个号称“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新时代”，（14） 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并非仅仅是受惠于人多势众、代代相传的大学考古教育，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分析“中国学派”的特征入手，并且与“史语所传统”相对比。
    关于“中国学派”的特征，张忠培和俞伟超曾有全面的总结和说明。
    这个“中国学派”，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理解，第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考古材料出发，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仔细观察与分析考古现象所呈现出的矛盾，具体地研究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内容的社会面貌及其发展阶段性：
    第二是在科学发掘基础上，运用由中国学者所发展了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分区、分系、分类型地研究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通过考察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来研究中国这一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研究这一总过程中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三是这种研究，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为目的，对促进人民群众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思想情感，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这样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和目的性三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考古学研究，正是新中国所特有的……
    多少人的血汗浇灌，终于培育出了“中国学派”这一新种。（15）
    苏秉琦代表的“中国学派”和夏鼐代表的“史语所传统”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共同色彩，但在具体治学路径和取向上有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中国学派”最突出的特征有两点，第一是对类型学研究方法的特别重视，第二是对社会史研究的突出强调。这两者都是“史语所传统”的弱项，而这两点又恰恰非常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以及时代潮流的需要，所以终于能够为中国考古学界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和追随。
    为什么考古类型学在中国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被提升到几乎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有技术上的原因，例如建立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学术阶段性需要、科学技术手段的落后、考古人才知识结构的偏差、传统治学思维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中国遗物遗迹的复杂性等等，都是可以讨论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学派”的建立来说，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类型学在社会史研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步深化，创造出了越来越新颖、越来越高级的研究范例，取得了重要成就。张忠培总结说“中国类型学研究已经在世界考古学中居于排头兵的位置”（16） 可谓并不为过。“中国学派”对社会史研究的重视，完全符合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巨变之后的时代需要、学术潮流和大众心理，使它站在了考古学研究领域的制高点。而且它所关注的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内容，始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环境的变化而更新，符合时代潮流，故而引领学术进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一切，主要归功于苏秉琦的贡献。
    相比而言，苏秉琦的学术有高度的独创性。不仅仅是学术观点上的创造，更有意义的是治学思路上的创新。与史语所的留洋派不同，虽然苏秉琦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熏陶，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却比史语所科学考古派更迅速而准确地摸到了类型学的门径，并且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取得了连续突破。
    苏秉琦在民国时期对类型学的探索，已为考古界周知。这里重点谈一下苏秉琦50年代末期以后以考古类型学研究社会史的历程，这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带有浓厚的本土性或者民族性色彩，为西方考古学中国化做了实质性的工作，实属苏秉琦学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
    从俞伟超、张忠培在《编后记》的追忆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历程的大致轨迹。这是一个将时代压力转化为动力，并进而推动学术发展的过程。
    1956年以后，尤其是在1958-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青年学生的含有合理性的要求和脱离实际的空想，统统鼓动起来。就在苏秉琦先生主持考古教学工作的北京大学，一大批考古专业的学生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主张通过考古资料来研究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拒绝本学科的基本方法，批判类型学，以为搞陶器排队是“见物不见人”，幻想“以论代史”。在这场批判高潮中，苏秉琦先生首当其冲。（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