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新潮流与“中国学派”相比，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注重多元化方法，特别是科技方法，而并不仅仅是突出类型学和地层学；其二，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不仅仅关注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也关注生态环境、农业起源、人类行为等社会各方面的课题，不仅具有历史学研究的传统，也具有人类学的一些特征；其三，修正了80年代初期在“全盘西化”社会风气下的一些极端影响，对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模式不再盲目崇拜，而是加强了中国考古学自身的本位意识，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觉性，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吸收西方考古学的有利因素十分必要，而以西方考古学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中国考古则完全是一个错误；其四，具有国际视野，对西方的学习和平等交流正常化，争取使中国考古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从学术传统而言，这股潮流的成分来源十分复杂，主要是对“中国学派”和“史语所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也大量吸收了西方考古学的一些因素。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新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过去“史语所传统”的特点，我们未必不可以说，这是“史语所传统”在新时代的复苏或者回归。
    通过分析以上各个学术流派风格特征的形成过程和演变，我们可以对整个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主要存在科学考古、传统考古和马克思主义考古三个流派，建国后至20世纪80年代，先后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为主流，90年代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新特点，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史语所传统”回归的倾向。总之，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以来出现的种种思潮和流派，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兴替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学术自身的演变。
    注释：
    ①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陈星灿译自：World Archaeology,Volume 13,No.2（October 1981）。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②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71-372页。苏秉琦提到中国考古学产生之时的三个不同寻常之处：1.对金石学的继承；2.考古学创立早期代表人物的传奇经历；3.创立之初即有马克思主义应用。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
    ④ 尹达：《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5页。
    ⑤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作者出版社，1943年。
    ⑥ 张忠培曾经说，影响中国考古学基本过程的，并不是什么外来人物和思想，而是夏鼐和苏秉琦。见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载《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⑦⑨ 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年第1期。
    ⑧ 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⑩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载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1） 张光直《序》，载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页。
    （12） 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概念，是苏秉琦在1981年6月北京市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报告会上首次提出。见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99-305页。
    （13） 俞伟超和张忠培在《〈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中有一段相当隐晦的话：“这个学科（中国考古学），犹如黄河、长江，由许多源头汇成。任何个人，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进行工作；但源头总是有大有小，有主有次。”曲折地表明了分别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两个学术流派的实际存在，以及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学术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见《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306页。
    （14）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和中国考古学新时代的开创者》，《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59页。
    （15） 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317页。又收入张忠培《走近历史真实之道》。
    （16）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的思考与展望》，《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