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和《文史通义》是前后媲美的古代史学评论名著，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史学在理论思维上的结晶，对于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中国有世代相续、绵延数千年的历史记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重视历史记载，是人类智慧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人类意识的一种飞跃，因为他已认识到总结自身活动、为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经验之必要。黑格尔曾特别称赞“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他说：“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① 这段话讲的很深刻，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智能达到对民族本身的发展能够作一番探讨时，才有“历史”，这时，不但个人获得了是为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神灵”、“教义”存在）的自我意识，而且，就这个民族全体来说，也才具有认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由来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故此，我们可以说，从没有历史记载到有了可靠的记载出现，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从有历史文献发展到有了以明确的历史观点（即“史义”）作指导的史著产生，是第二次飞跃。而到了有如《史通》和《文史通义》这样的总结史学发展的著作产生，则是第三次飞跃。无疑，这两部名著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学达到理论自觉的阶段。对之进行比较研究，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探索的重要课题。
    一、《史通》、《文史通义》著述背景和学术旨趣之异同
    刘知幾（661-721，唐高宗显庆六年至唐玄宗开元九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他主要活动在武则天、中宗时代，至玄宗前期。《史通》完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全书二十卷，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始于《六家》、《二体》，终于《辨职》、《自叙》。外篇十卷，十三篇，始于《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终篇是《忤时》。刘知幾长期任职史馆，参预修史，自谓“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702），任著作佐郎，兼修国史。转左史，次年奉令与李峤、朱敬则、徐坚、吴兢等修撰唐史，成《唐书》八十卷。中宗神龙元年（705），任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兼修国史。二年，与徐坚、吴兢等修成《则天实录》。景龙二年（708），专掌修史，迁秘书少监。前后任史职三十年。胸中长期积累许多郁闷，对于权臣监修国史制度的种种弊病观察深刻，满怀愤慨。《自叙》篇言：“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章学诚（1738-1801，清乾隆三年至嘉庆六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人。四十岁（乾隆四十三年）中进士。自以为迂拘，不会在官场应酬，不敢入仕，而任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任正定、保定、归德三书院讲席。五十三岁入湖北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又曾主修《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县志》。《文史通义》一书，系章氏从三十五岁始撰，至他逝世时尚未完稿。此书有两种版本。一为章学诚遗书本，系章氏临终前嘱萧山王宗炎代为编定，后由刘承斡嘉业堂依王氏编目补订刊行，称“章氏遗书本”，分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另一种为章学诚次子华绂在开封刊行之本，称“大梁本”，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二者比较，内篇除排列次序及分类不同外，前一版本多出六篇（即《礼教》、《所见》、《博杂》、《同居》、《感赋》、《杂说》），内容大体无多不同。惟外篇差异较大，前者为“驳议序跋书说”，后者为方志之文。从认识章氏学术思想言，“章氏遗书本”为优，“大梁本”当然可作补充。故读此书，首先应区别两种版本，以前者为主要依据，再参考后者。
    《史通》、《文史通义》均为史学评论著作，一部撰成于传统史学中期，一部则撰成于后期。史学发展的背景不同，故两书各自的针对性不同，论述的重点和旨趣当然有别。
    （一）史学发展趋势和史书体裁演变的不同特点
    刘知幾所处时代，史学总体上是向前发展的趋势。由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的楷模作用，以及朝廷设置史馆修史制度的逐渐成熟，在魏晋南北朝至唐初，产生了一大批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史书。《隋书·经籍志》对史部著作详加著录，并因其数量众多和地位提高，列为四部门类中第二部。拿南北朝时期的后汉史著作为例：纪传体后汉史，共有吴谢承、晋薛莹、晋司马彪等十家；编年体后汉史，共有晋袁宏、晋张瑶等四家。再以这一时期所修晋史而言，纪传体有晋王隐、晋虞预等十一家；编年体也有晋陆机、晋干宝等十一家。其他纪传体史书，有三国史韦昭等七家；南北朝史有宋徐爰等十七家。其他编年体史书，有三国史晋孙盛等二家；南北朝史有宋裴子野等六家。合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撰有纪传体断代史多达45家，编年体断代史多达23家。
    唐初，史馆制度确立，朝廷大规模敕修前代史。公元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姚思廉奉令修《梁书》、《陈书》，李百药修《北齐书》，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书》，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书》，并由魏徵总监诸史。至636年（贞观十年），五史撰成，皆纪传体，共二百四十一卷。646年（贞观二十年）又撰成《晋书》一百三十卷，房玄龄、褚遂良受诏撰修，也是官修“正史”。还有李延寿于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撰成《南史》、《北史》。二史以其父李大师撰成的篇章作为基础，加上延寿本人贞观年间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修《隋书》，又参预《晋书》和五代史志的编修，因得窥见内秘所藏八代史书及五代史新本，搜集了大量材料作为补充，经过十六年的功夫而完成，也是纪传体，共一百卷。
    刘知幾所面临的，便是两晋南北朝至唐初约六百余年间史学的繁盛和纪传、编年二体的备受重视。而这众多的史著，其内容、史识高下不同，体裁体例运用及史料采集剪裁有优有绌，参差不齐，凡此种种，何者足以取法，何者应当纠误，至此亟需要作总结、评价和提出范式的工作。《隋志》列为四部书的第二部，可以说是从典籍著录上作了带有总结性质的工作，《史通》则是从史学评论角度，进行一番总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发达的进一步升华，在文化史上具有首创意义，在世界史上也是遥遥领先的。
    章学诚则处于传统史学的后期。他面临史学演进的新问题。首先是纪传体正史体裁一直沿用，自《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来，直至清代雍正十三年修成《明史》，先后共修成纪传体正史九部。其中，有的撰修者态度较认真，撰修时间较充分，故获得较高评价，如《新唐书》、《明史》。但也有很受讥议的，尤其是辽、金、宋、元诸史，仓促成书，舛误甚多。元朝修辽、金、元三史，早有动议，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即因王鹗奏请，议修《辽》、《金》二史，及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又令史臣通修《宋》、《辽》、《金》三史，但修史工作停顿，迟迟不能成书。直至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右丞相脱脱奏请设局，重修三史。但修史时间极其迫促，《辽史》一年时间成书，《金史》一年八个月成书，《宋史》卷帙多达496卷，也仅用二年八个月成书。《元史》纂修系在明初洪武年间，两次开局，总共用331天，修成210卷，平均用一天半修成一卷。时间如此迫促，兼之史臣不谙体例，故书中误载甚多，在历代正史中最受讥议。与章学诚同时代的考证学者钱大昕、赵翼等人，都从史实记载歧误、体例不当等项指摘上述诸史的弊病，那么从史学评论角度对此作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