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史上，孔子最早重视“史义”，将之贯穿在《春秋》的撰修之中。但从理论上对“史义”着重进行阐述，章学诚实为第一人。他特别重视从“史义”，即从观点、内容着眼，总结史学发展的利弊得失。因而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检讨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了更加深层的认识。《文史通义》的写作目的，就是为挽救史义被淹没的严重积弊而作。对此，他说得很明确：“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29） 史义被淹没，便是“史学废绝”。因此他大声疾呼：由于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盛行，史家的别识心裁和创造力被窒息，造成了史学的灾难。史学要存在、要发展，必须恢复并发挥“史义”的指导作用。把“史义”、“史识”作为决定史学存亡兴衰的关键问题来论述，这是传统史学后期理论探索的显著特点，比起《史通》来是重大的发展。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几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尚书》一变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以上论述集中见于《文史通义》《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尤其是，章学诚指出由于后代修史窒息了史家的别识心裁，造成祸患无穷，更是打中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要害所在。
    章学诚认为，要挽救后代修史这祥严重的弊病，就必须明确和贯彻史义对史事、史文的指导、统帅作用。正像迷路的人，为了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章学诚要求返朴归真，回到对史学创始时期加以分析。如他所说：“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30） 书中反复地以孔子修《春秋》为例，论证“义”对于史书的决定作用。在《答客问上》篇中，他以“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为重要命题，分析“史义”的作用，不仅用来剪裁材料、删削文字，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撰成一部有观点、有特色的史书。总之，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于历史编纂具有统帅和灵魂的意义，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三）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
    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溃烂决裂”，酿成灾难的局面，章学诚是倡导“学术经世”、主张开创新局的学者，所以他要在剖析病根、洞悉积弊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
    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独具见识地分析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矛盾。对于历代相沿的纪传体应当如何认识？与章学诚同一时代的考史三大家著作中也都有涉及历代正史编纂的问题。钱大昕、王鸣盛论及正史的若干篇目在体例运用上的得失，赵翼书中涉及更多，对于历代正史编纂过程论述甚详，并对相关的正史（如《旧唐书》与《新唐书》），用比较的手法评论它们体例运用之优绌。赵翼尤盛赞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这是很重要的看法。不过，既然是“极则”，那么在总体格局上也就应当继续沿用，不应变动，只须在具体篇目上作些调整，“随时增损改换”。（31） 章学诚的着眼点同他们很不相同，他看准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一方面，他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称其体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三代以后著史之良法。另一方面，他又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32） 这正抓住了关键之处。纂修史书是否成功，要特别重视能否反映出一代历史大势，这是章学诚总结历史演变而得出的真知灼见，也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认识。司马迁所写“本纪”，既记载了一代军政大事，显示出历史大势，又写出天子本人的性格、行事，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堪称达到这种成功的要求，此固然得力于其过人的史识、才能，同时也与古代的历史情势还不像后世那样复杂有关。而到了正史的末流，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限制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只是刻板地罗列一些皇帝诏令、官吏任免、出兵打仗之类，根本无法显示一代历史之大势，使读者不得要领。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
    其次，能否找到救治的良策呢？章氏目光如炬，他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史家何以热心于选择这种体裁？用它来写史优胜之处何在？对于历史编纂的全局有何作用？均未得到回答。章学诚则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章氏如此高度评价这种新体裁的优点，其出发点在于反映客观历史需要，在于救治历史编纂出现的严重弊病，故又言：“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