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家三长”论
    《旧唐书》本传载有刘知幾回答监修国史郑惟忠所言：“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史通》各篇中对史家必须具才、学、识三长的理论有深刻的阐发。
    刘氏最重“史识”，他主张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13） 又认为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并举出汉代贾谊之史论，晁错、李固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疏，蜀汉诸葛亮之《出师表》等，“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并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14） 他严厉批评治学只限于“治章句，通训释”。（15） 他主张读书应有“兼善”的眼光和态度，贵在提出独到见解，反对作“藏书之箱箧”，故说：“夫自古学者，谈称多矣。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夫能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鲜矣。观世之学者，或耽于一经，或专精一史。读《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殒，而人有六雄；论《史》、《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谓也。”（16） 对于史学的社会功能尤作了精辟的论述：“用使后之学者，坐彼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廷，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者则如彼，其劝善惩恶者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刘知幾论“史学”，应包括三项意思，一是史家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二是要掌握丰富的史料，三是对史料要善于鉴别、采择。他强调必须广搜博采丰富的史料，才有可能修撰成有价值的史著：“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18） 同时他又十分重视对史料必须严格研核，鉴别真伪：“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赜索隐，然后辨其纰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理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诠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19） 刘氏对以杂史、笔记采入史著持审慎态度，对于《晋书》好采异说曾有严格的批评，称其“务多为美，聚博为功”，是将前代史家干宝、王隐等人所弃之“粪除”、“秕糠”都收罗了，因而“见嗤于君子”。而同时，他在《杂述》中以专篇论述杂说笔记具有“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加”的价值，详细地将之区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类，共举出四十种著作，详细讨论它们的性质和价值上的得失，说：“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最后，发挥孔子“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遗训，归结到“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0） 刘氏的论述，打破正史独尊的观点，对各种杂史的价值和缺陷在理论上予以总结，成为古代史料学的重要文献。
    刘氏论“史才”，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字表述对于著史的重要性，“史之为务，必借于文”，而历史叙事的要求，在于“尚简”，“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21） 二是辨“文才”与“史才”的不同，在《叙事》、《覈才》等篇中，力诫“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阮瑀）、孔璋（陈琳）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总之，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光辉成果，对于后世学者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史通》陈义甚高，确定了远大的目标，深刻地反映出刘知幾本人才气横溢，又怀抱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极希望在中国史学以往成就的基础上，一代又一代写出成功的史著，出现一批又一批才、学、识兼具的良史，形成体例严密、方法精良的修史范式，特别是保证撰成真实的历史，反对曲笔讳饰，标准定得高，批评的尺度把握得严，真是用心良苦！在《叙事》篇中，论述“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又提出“尚简”、“用晦”的界说，其精神、原则、要求无疑都是正确的，但举例太严。如称《汉书·张苍传》中“年老，口中无齿”句，“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应省去“年”及“口中”，实在未见必要。然则，对其高尚的出发点和严格的尺度，应有同情和了解。因为他是针对魏晋以降史书芜蔓太甚的现实，所以某些议论有些矫枉过正，因为不过正，不能矫枉。浦起龙说：“论古考言，贵设身处地。”（22） 又说：“子玄是书，尽意洗伐，特顾令著作之庭，净无尘点耳。”（23） 可谓知言。
    对于《史通》史学批评的局限性，我们也应有恰当的说明。除上文已提及的外，又如书中指责《公羊》、《谷梁》二传“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公》、《谷》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24） 又极诋魏收，称其“性憎胜己，喜念旧恶”，“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25） 而未能细考《公羊》、《谷梁》、《魏书》三书之价值，所言失于片面、偏激。《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对《汉书·五行志》的批评，既有中肯之见，但也有指责不当之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