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34） 并且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20世纪初年章炳麟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当时他已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立场，撰写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二是为了振厉士气，鼓舞斗志。他苦于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进化论观点的通史体例，最后在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他改革史书编撰的办法，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35） 还有与章炳麟同时尝试撰著《中国通史》的梁启超，和此后撰著《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以及20世纪末发凡起例，主编完成《中国通史》浩大工程的白寿彝先生，这些著名史学家前后所做的理论探索和著述实践，恰恰证明章学诚提出的主张，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编纂学内在逻辑发展之方向。
    （四）区分古今著述为“撰述”、“记注”两大类，二者居于不同层次，但又互相补充。论述“圆而神”与“方以智”二者不可偏废。
    古今著作浩如烟海，章学诚却独创性地直截了当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36）“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崭新的独创的分类法，突出地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著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用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37） 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了“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著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是不多的，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曾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8） 只有贯串了“史义”“史识”作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否则，只能属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反复申述这一点，正是对忽视“史义”的“积学之士”和“能文之士”的严肃批评。因此其主张既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又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五）哲学探索的创造性思维，决定章学诚历史编纂理论创新达到的高度。
    历史编纂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如何选择、如何运用，决定于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和他找到的最能恰当地加以反映的方法，取决于其历史观和哲学观。“哲学是普照的光。”章学诚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思想，因此在历史编纂上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义理探索为考证学者所不屑为，章氏别创门径；对史学演进作纵贯分析，究其利病，提出救弊办法，也皆为他们所不屑为，章氏为此殚精竭虑，力求超越。考证学者不去探讨“道”；《原道》篇的价值，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实则其中的观点，是章氏创造力、洞察力的根源。《原道》篇论证了一系列在哲学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观点：（1）“道”不是圣人头脑中天生的，而是由客观时势的发展总结出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以而出之”。（2）“道”是推动万事万物形成的客观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反映客观趋势，即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来的一段一段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之辙也。”（3）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圣人只是对当时理势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总结理势新变化的责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得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学者所担负的责任，就是根据理势的新变化，总结出适合当前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新的“道”。“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39） 章氏这些见解在当时讲出来，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伟论，也是预示着时代觉醒行将到来的初露的曙光！大梁本《原道》篇中对一些关键字句作了删改，原因即怕章氏的观点招来俗士的非议。（40） 章氏对历史哲学探索的精髓是，“道”即治国办法、规律性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必然要根据不同情况，发现社会有新的需要，便应创设新的制度、办法；发现原有的制度、办法有不适用的地方，就应加以改良；发现旧的制度、办法积弊严重，就应大胆革除。正是这种以实践观点为指导、力主大胆变革和创新的哲学思维，形成章氏前述在历史编纂理论上远远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卓识！
    关于《史通》、《文史通义》的比较，章学诚本人生前即讲过一段著名的话：
    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41）
    章氏的“夫子自道”，确是讲到了关键之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课题，除了重视他本人的见解外，还应当扩大视野，大大推进对其与刘知幾学术思想异同的认识。刘、章二人所面临的局面和关注的重点确不相同。刘知幾处在史书编纂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时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即：对于众多的纂修成果，他的任务是进行总结和提出编纂的范式，分析、厘清体裁、体例的特点，评价编纂方法的得失；他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部伍严整，其论述颇具体系性的特点。章学诚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刻板罗列如胥吏之簿书，其冗繁芜杂不可究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即：大声疾呼正史编纂陷入严重积弊，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史家的别识心裁被窒息，反映客观历史、再现演进大势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而救治这种积弊的办法，就是重视并吸收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恰当叙述史事的因果始终、起讫自如、灵活变化的优点，主张对纪传体大力加以改造，“化腐朽为神奇”，创立新的体裁。章氏揭示出传统史学后期历史编纂的内在逻辑发展方向，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是通过总结史学演变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阐发，证明中国史学具有重视理论创新以推进著史实践的优良传统；二人都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刘知幾提出史家三长，章学诚予以继承，而又更加突出“史义”（即刘知幾的“史识”）的指导作用，贯穿到自己的全部著述中，又在刘知幾“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史德”，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42） 使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更完善：这些是两位古代杰出史学理论家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而并非“截然两途”，互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