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通》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
    （一）对历史编撰发展的出色总结
    “总结性”一词，在有的学术文章中有时用得甚为宽泛。如有的文章称清代学术具有“总结性”的特点。是否这些学者都自我意识到进行总结？看来未必。刘知幾则是充分自觉地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在众人随波逐流之中，他自标“独断”之学，欲成“一家之言”，“立言垂后”，⑩ 坚持独立思考，提出具有理论意义的创见。《自叙》篇画龙点睛，讲自己的理论追求：“若《史通》之为书，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著《史通》，是要总结史学的根本问题。义，指修史的宗旨和编撰的要求。而本书的目的，即要辨析在史学长河中哪些符合修史宗旨，哪些做法却违背了；全面、系统地评判编撰体例、方法的得失。又言，《史通》的内容，以史为主，还涉及包括社会、学术以至哲学根本问题：“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万有。”又明确说：“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纲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荩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要严肃、郑重地拿起批判的尺度，评价一切；别人称我多讥往哲，而我要上拟《春秋》，为后世立法。
    刘知幾的理论总结，做到把握全局，突出关键问题，且又内容丰富，方面很广，层层深入，批评切中要害，能作辩证分析，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中国史学发达，至南北朝唐代形成高峰，在大量史著基础上，又产生了史学评论的著作，上升到理论来总结，这是一个飞跃。我们应以此自豪。
    《史通》开卷是《六家》、《二体》（按，此二篇不应分列两卷）。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书前《史通通释举要》中言：“《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评论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六家中，二体更是主脑。”所论甚有见地，对我们很有启发。《六家》是将有史以来的史书体裁，概括为六种类型，分别论述其内容性质和体裁特征，以及在后代的衍变，在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价值。刘氏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论之，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即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纪传体。总括了有史以来所有主要史书体裁，如浦起龙言：“史体尽此六家”，“欲溢为七而无欠，欲减为五则不全，是《史通》总挈之纲领也。”刘知幾的论述，既把握全局，又能突出关键问题。如：论尚书家：“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概括其特点是记言，汇集的是商周的重要政治文献，其体式和对象，主要共有六项。刘氏区分《尚书》为典、谟、训、诰等六种体式，实较之有的评注家对《尚书》过于细碎的分类法更为恰当。刘氏批判以后有仿作者，称《汉尚书》、《隋书》等，都违背了《尚书》所记为“君臣相对，词旨可称”的根本要求，而陷于“剪裁今文，模拟古法”，“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他评论《史记》，“鸠集国史，采访家人，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取得了成功。但后来有两部书，只从形式上模仿，一是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十卷，一为北魏宗室王晖《科录》二百七十卷。徒具形式，而内容却全抄原有记载，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论汉书家，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二体》篇论纪传体、编年体，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欠缺。论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论纪传体同样至为精采：“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总之，刘知幾在《二体》篇中所总结的，都做到所表彰者，恰是其精华之处，批评又切中要害，因而大大提高人们在总体上对中国史学两种最主要体裁之优点和缺点的认识，并且对如何自觉地发扬其长处而避免其短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浦起龙称“乃是著述家深识利害之言”，这是因为刘氏有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的著史实践体会，又有理论高度深入思考，故书中许多分析、论断，都具有经典性意义。
    （二）理论总结涵盖面广，提出了多方面有价值的命题，论述层层深入
    《史通》中《六家》、《二体》两篇论体裁；然后《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篇均以专题论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又其后，《断限》、《编次》、《称谓》等篇提炼出重要的命题来论述编撰方法；此外，还有论述叙事方法，史料搜集、鉴别，历史文学的要求和技巧等项，是多层次、多角度探讨，具有重要的创造价值。浦起龙不愧是清代学者中深谙《史通》成就的好学深思者，他在《史通通释·序》中，对刘知幾处于唐代的时代条件下，对历史编纂所作的总结范式的工作和理论的创造精神，有一段极为扼要而中肯的概括：“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哤。彭城刘子玄知幾氏作，奋笔为书，原原委委。俾涉学家分塍参观，得所为通行之宗，改废之部，馆撰、山传之殊制，记今、修往之殊时，与夫合分、全偏、连断之宜，良秽、简芜、核直、夸浮之辨，觏若画井疆、陈绵蕝，岂非一大快钦！矧夫衡史匹经，比肩马、郑，而非虫篆雕刻之纤纤者欤！顾其书矜体慎名，斥饰祟质，迹创而孤，其设防或褊以苛。甚者饱辞蔑古以召闹，臆评兴而衷质蔽，莫能直也。”浦氏这段论述，有几点尤其值得注意：（1）中肯地指出史学一门演变到唐初，著作繁多，体例庞杂，议论歧异，非经过一番理论上的整理总结不能前进。《史通》之著，正适应此一时代需要！（2）认为刘知幾面对此局面，发愤著述，“原原委委”，作了系统的总结：廓清了官修、私撰之间的不同；记今与述往两种史书的要求有何差别；合与分、全与偏、连贯与断限何者适宜；质量高低，文字简要与芜杂，内容核直与浮夸如何辨别。让习史者区分不同的性质、范围，比照衡量，而明白何者是历代成功经验，应当遵行，何者是应革除的弊病。一书在手，而著史的范围界限，体例法则清晰呈现，这对后人是多大的贡献！故刘氏论史的功劳，绝非雕虫小技者可比。（3）指出《史通》论史例、史法部伍严格，标准甚严，“斥饰祟质”，突出地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而长期不被人了解。刘氏有时立论过于苛严，言词激烈，对此应予以同情的了解，不应夸大其短处，这样才能理解其书的真价值。浦起龙对刘氏总结历史编纂理论的贡献评价精到，着眼于《史通》所作阐发的命题、范式的时代意义，且具有辩证的眼光，对于我们认识《史通》在理论上的体系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很有启发意义。
    当然，刘氏的阐释不可能完美无缺，譬如在《本纪》篇中，他批评《史记》不应立《秦本纪》，后又有《秦始皇本纪》，项羽也不应立本纪，又在《世家》等中，批评陈涉不应立为世家，这些都反映作者过分拘守于“例”。著史当然必须有严整合理的体例，但又应当根据反映客观历史的需要作灵活变通，司马迁的杰出之处，恰恰在此也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