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史通义》：“史义”指导下历史编纂理论的建树
    （一）《文史通义》探讨的范围和著述的宗旨
    《史通》理论阐发的重点是在综核群史，辨析体裁体例，提出历史编纂的范式。与此不同，《文史通义》论述的范围既包括历史编纂理论的探讨，同时又有更广泛的范围，包括探讨古代学术的源流演变和当今学术趋向隐藏的严重弊病，并且考论儒家经典的真价值，从哲理的高度予以阐释。《文史通义》的命名，先标“文史”，突出地表明书中探讨的范围要包括“文史著作之林”，即整个学术领域，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并且亮明旗帜，归结到“义”，即以思想、观点、哲理作为贯穿全书的重点；其方法则是古今上下贯通，并将文史的不同门类打通研究，强调与只作狭窄范围研究者不同的治学之“通识”。这样的学术取向，在乾嘉学者中确是独树一帜。处在考证学盛行之时，章学诚不像一些朴学大家一样声誉显著，他擅长“校雠心法”，但清朝开四库馆，他并没有资格入选纂修之职，一生被排拒于上层社会之外，生活困顿窘迫，遑遑外斗，终日奔走，这样的处境却有利于他对盛行学风背后隐藏的严重弊病作冷静的观察，有利于他体察社会情状，坚定其“学术经世”的意识。章学诚打通文史界限，重视“义理”，进行哲理的探索，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乃是自觉地救治乾嘉考证学风之弊。
    因此，打开《文史通义》全书目录，首先列在“内篇一”、“内篇二”的，便是《易教》（上中下）、《书教》（上中下）、《诗教》（上下）、《礼教》、《经解》（上中下），和《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浙东学术》、《朱陆》等篇，这正证明对儒家经典价值的阐释和哲理的探索，在章氏学术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与乾嘉考证学者局限于注疏式治经根本不同，章学诚是从六经的产生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儒家的“道”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来探讨儒家经典的。即是说，章氏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阐释“经”，他是开创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而且，他对历史编纂的理论总结，也是结合对“经”的探讨，在《书教》上中下三篇中作集中的论述。他的学术在当时“争治训诂音声”的风尚之下，不被理解，被诧为“怪物”、“异类”。为此，他曾多次披露心迹，申明自己的学术宗旨。
    《上晓徵学士书》和《上朱中堂世叔书》两篇书信，就是章氏揭示《文史通义》著述宗旨的重要文献。前一篇云：“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惟于古今著述渊源、文章流别殚心者，盖有日矣。……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27） 这封信是写给钱大昕的，钱氏在乾嘉学者中有很高的地位，章学诚很敬重他，希望获得知音，信中力图陈明，《文史通义》一书的著述宗旨是殚心于“古今学术渊源，文章流别”，“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他所确定的目标，是要分析古今学术的渊源，评判著作之林的利病，从哲理高度探讨自六艺以来讫于当代学术指导思想的演变。惟其超越史部范围而联系到整个学术，所以他能得到更深层的认识，同时对于历史编纂也能创辟新径。后一篇是致朱珪（朱筠之弟，官云贵总督）的信，中云：“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辨也。……《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28） 别人以当时流行的对经书作训诂考据的方法来衡量他，不了解其学术，反而讥讽责难，说他“攻史而强说经”。而章学诚卓越之处，是决除经史门户之见的藩篱，他是以儒家经典为记载和总结古代社会情状的记录，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考察，从中总结出客观历史演进的道理，以及总结历史编纂发展的新认识。这些正是探求学术中最重要的、具有真理性价值的东西，故说“但求古人大体”。章学诚突破经史界限、探求深刻的义理的学术风格，是当时的考据学者所不能梦见的，具有超前性，他是“以史治经”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的学术观念的先导者。
    （二）以“史义”为指导，纵贯分析二千年史学的演变
    从“史义”，即“别识心裁”的角度，考察二千年史学的演变，是章学诚在历史编纂学上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着眼点，是分析当前历史编纂存在什么问题。为了能恰当地评价章氏观点的价值，我们有必要以当时考证学者有关历史编纂的论述作为参照。
    当考证学盛行的时代，学者们的主要价值取向，是广搜证据，考辨歧异，改正前人错缪之处。如梁启超所说，前人有错处，便有学问可做；若未发现前人有错字或误说，便无学问可做。《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提要”是集中反映考证学者看法的代表性论著。我们举出其中若干典型例证作分析，即可明白考证学者的着眼点与章学诚是如何大不相同。“史部提要”总叙即云：“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认为贯穿于整个作史和读史，都必须以考证史实为主旨。又强调“此作史之资考证也”，“此读史之资考证也”，离开考证史实，即既不能作史，也不能读史，故考证显然是第一位的工作。
    《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在史部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那么，四库馆臣所作的提要又向读者介绍哪些内容呢？《史记》提要中，先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然后即转到褚少孙，因为记载有不同，一称他为“元、成博士”，一称“宣帝博士”，需作考辨。又论所谓《史记》有“十篇阙”的说法，此为《汉书》所说，而张晏称“十篇亡”。还有刘知幾驳张晏，而称“十篇未成”。于是引出证据：《日者》、《龟策》二传，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证明“未成”的说法为正确。再列出《司马相如列传》、《贾谊列传》，有后人追加的字句，“至其原书则迁原本”。考证《后汉书·杨经传》所谓曾删去十余万言，故《史记》非本书，此说毫无根据，以及曾出现的一些所谓“真本”、“凡例”等，均为假托、讹伪之作。最后又论及几种版本的差别。全篇《史记》提要所讲，都是关于阙、补、文字窜易、是否完本、版本区别之类，至于《史记》创立通史的意义、体裁运用之成功、体例之完善、表达之生动、史识之高明、发愤著史的精神等重要内容，均无一语道及。（附之其后的《史记正义》提要较《史记》长二倍多，均讲版本之异同，更可见提要轻重主次之失衡。）再看《汉书》提要。首言“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之。始末具《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然后立即考辨梁朝出现的一个“真本”，多出数十事，证明其“语皆谬妄”。此项文字即占了全篇提要一半有余。又考辨班固“受金”和“窃据父书”之谤。最后讲颜师古注，有小错，但“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至于班书断代为史的贡献、内容之详瞻、著史风格、实录精神、典志的发展和完备等，一概不提。而《资治通鉴》的提要，则先述光著书十九年而成，“精力尽于此书”。采正史之外，杂史多达322种，残稿尚余两屋。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又皆硕学通儒，非空谈性命之流。然后作总体评价：“故其书网罗丰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突出其内容丰富、渊博，为考证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而不讲其“专详关生民盛衰，系国家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著述宗旨。然后以超过一倍的文字，详论胡三省注包罗丰富，笺注考据功力深厚，“《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于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又能辨正《通鉴》偶有错误者。以此对比批评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对于凭主观臆断、曲意附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者，严加挞伐。以上三部名著的提要，在“史部提要”中应是很有代表性的，足以证明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确实在于考据记载史实的歧误，强调史料的详赡，和评判是否违背“言必有真凭实据”的原则，而对著述的宗旨、史识之高下和史学的源流沿变并不注重，朴学家们理论思维有所欠缺的倾向，由此可以窥见。（史部提要中有的条目也能反映出撰写者的见识，如沈约《宋书》提要中，肯定其《州郡志》“推原溯本”，“详其沿革之由”，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讥其“失于断限”为误。《后汉纪》提要中肯定袁宏经营八年，又补充所见张瑶书中的史实，故搜集材料甚详。又论其成就比苟悦《汉纪》更为难得。“其体例虽仿苟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剪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可惜这类有独到见解的内容不易找到。）
    与上述考证学家的论述相比照，章学诚的见解确实别树一帜。他以“史义”为指导，纵观二千年来历史编纂的演变，分析了从编年体到纪传体的嬗变，分析了由于史识、史才高下不同，历代正史的成就高下悬殊，其中有可为后世楷模者，有因内容芜滥而成为反面典型者，总结出意义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