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探赜》篇特别值得注意。此篇举出前人指摘《左传》、《汉纪》、《史记》、《三国志》、《汉晋春秋》、《十六国春秋》的言论，一一予以分析，指出持论者乃“或出自胸臆”、“或妄加向背”，告诫后学不可沿习这些谬误。其中有一段对孙盛评论的评论：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刘氏的批评，堪称取证确当，说理严密，辨驳有力。他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因列国分立、交通阻隔的限制，史官无法如统一时代那样全面掌握各地史料，但《左传》却明明做到对“夷狄”的活动多有记载，对于楚国北上中原、晋楚争霸等史事所述更详，孙盛竟称其“贱夷狄而贵诸夏”，可见所言毫无根据。而《汉纪》依据《汉书》所载，所秉承的恰恰是极其可贵的“中外一概，夷夏皆均”的客观态度和宽阔胸怀，足证孙盛之论纯属臆测。另一段对于葛洪称司马迁将伯夷居列传之首，是为了抒发其“善而无报”的感慨的说法，刘氏的批评同样切中要害，指出《史记》作为一部通史，稽考春秋以前人物有事迹可载者，唯有伯夷、叔齐二人，这正是按时间先后决定编纂次序的正确方法，岂可以表达个人激愤之情作穿凿的解释。《探赜》篇这两段评论之所以有重要价值，就在于成功地体现了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中如何运用实事求是、力戒主观臆断，根据记载客观历史的需要考察历史编纂方法的得失，重视史学演变的纵向联系，和对问题作辩证分析等原则进行分析、评价；而这类卓有见识的例证在《史通》各篇中所在多有，这就为中国史学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史通》中有的篇章，骤看是讲很局部的问题，似乎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其实仔细分析，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如《覈才》篇论文才与史才不同。对史才的要求是：刊勒一家，弥纶一代（按，指一代大事，社会情状），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按，指人物、事件和其他重要内容不互相歧异矛盾）。本篇具有针对性，因自南朝至唐代文尚俪体，造成世重文藻，词宗淫丽，这种浮华不实的文风必须扭转，刘知幾的言论反映了时代要求。故浦起龙评曰：“然其言已为退之、习之辈前导也。”
    （三）倡导直笔精神，批评史馆监修制度的严重弊病
    《直书》、《曲笔》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刘知幾义正词严，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主张为了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冒险犯难，在所不惜。严厉斥责歪曲史实、文过饰非的做法，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直书》、《曲笔》两篇，一正一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什么是直笔？《杂说》篇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范文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史通》以直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鲜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11） 刘知幾提倡直笔精神，贯穿于全书，包括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中。故是《史通》的中心思想之一。
    朝廷委任权臣监修国史，至唐初成为定制，酿成种种弊端，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刘知幾在史馆前后二十余年，深有切身体会，故列举其弊病，指陈其危害，十分有力，是《史通》战斗性的重要体现。《忤时》总结监修制度“五不可”。其中有监修者多，处处掣肘、限制，“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又批评委于众手，互相推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辨职》、《自叙》篇中也有事实确凿、言词激烈的批评，云：“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12）
    刘知幾的批评，都是确有所指，是为了达到史馆修史不受权势者所左右，修成的国史不受歪曲，务存实录。可以说，他所论都是针对存在的弊病而发。而从史学发展的长河看，我们对于史馆监修，除看到其弊病外，又应看到积累当代史资料和为前朝修史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四）提出对儒家经典不应盲从
    刘知幾主张对儒家经典应独立思考，勇于怀疑，在唐代墨守经师注疏的环境中，进步意义更明显。
    《疑古》篇直言，圣人所修儒家经典，并未做到完全符合直笔的标准，“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美者不见其恶，恶者不见其美；见其一面，掩盖其另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刘知幾批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浦起龙注：郭本作‘世’，别本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又如，《尚书·虞书》美化尧时德义盛行，天下大治，“克明俊德”，但《论语》讲“舜举咎繇，不仁者远”，说明当时不仁甚多，证明《虞书》是铺张善治之词，不可据信。这类例子很多。又《惑经》篇提出《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如云：“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又言：“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刘知幾“疑古”、“惑经”，不是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朴素理性精神。他在《载文》篇中颂扬《春秋》“别是非，申黜陟”。又在《叙事》篇中赞美孔子所编《尚书》，所修《春秋》的典范作用：“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便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