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所面对的还有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新问题：南宋以后，纪事本末体史书接踵出现。继袁枢撰成《通鉴纪事本末》，依据《通鉴》原书的内容，变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取得了成功之后，南宋即有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杨仲良《南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此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改编而成）。明有陈邦瞻撰成《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二书。清初有马辅《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尤其是有谷应泰著成《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官修《明史》之前，不依靠抄辑正史，而是独立搜集史料而著成，价值更高。对这一新的史学现象如何看待？对其特点如何评价？如何预见其对历史编纂未来发展之影响？都需要给以回答。
    （二）对当时严重阻碍史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各自进行大力针砭
    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他提倡“独得之学”、精于史学、对如何修史是很有见解的史学家，在奉诏预修国史，以及中宗朝奉敕撰修《则天实录》过程中，他极想贯彻自己的修史主张。“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② 所以，如何在设馆修史制度上，能保证撰成“信史”？如何纠正贵臣乱加干预、修史者无可适从的现状？如何尊重修史者的职责，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记载？就成为事关重大的问题。刘知幾最可贵之处，是不放弃原则，勇于铮铮陈言。知幾因有史材，被任命为史官，但因“介直自守，累岁不迁”。③ 他致书萧至忠，批评监修制度种种弊病，要求辞去史职。“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等则对之嫉仇。”④ 后萧、宗等获罪伏诛，知幾乃获免于难。
    刘知幾不仅责任心极强，自己期望极高，而且才华出众。《新唐书》本传云：“子玄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议辄豫。”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不仅发挥修史主张，而且是自己几十年深刻思考政治、社会问题的结晶，提出独特见解，表达各种批评意见，“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因此《自叙》篇讲得十分沉痛，结尾言，此书能否像扬雄《太玄》一样在后世遇到张衡这样的知音，无法知晓。“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章氏则生活在朴学盛行的时代。“朴学”即质朴之学，与义理之学相对举。专门从事考证，只重视搜集史料、文字训诂。梁启超言：“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只重视严密的考证方法，故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⑤ 视考证学为学问的最高境界，甚至是学问之全部。故又言：“吾乃知时代思潮之为物，当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其在中国，则晚明之心学，盛清之考证，皆其例也。”⑥ 又言：如有探求义理者，则拱手而相谢。表面谦虚实则排拒、轻视。章学诚对此风靡于世的考证之学，有独特的看法。他对二千年学术的演变、利弊、得失，有精辟的见解。他本人不善考据，对此并不加掩饰；他承认考证学的价值与贡献，但他同时看到醉心考证将会造成的严重弊病：沉溺于烦琐问题的考证，而忘记学术的大体，放弃了理论思考，迷失“学术经世”的方向。所以他主张“别识心裁”，倡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自35岁起著《文史通义》，直至去世，大力针砭考据学末流的严重弊病，以“挽救风气”为己任。在致钱大听信中，讲他所受到的世俗之士反对的压力，比刑狱的威胁还厉害。又说：“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欲以表禄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⑦
    他被目为“怪物”、“异类”，但毫不气馁。此信表白其“逆时趋而持风气”坚定志向，并热望得到钱的支持。然而可惜的是，章学诚的热情恳切的信似乎并未得到钱氏的回音，我们从钱大昕的文集中并未见到复信。
    他相信后世一定能够认识《文史通义》思想深刻、旨在救世的价值：“百年之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⑧ 表示出高度的自信，其感情恰同刘知幾一样深沉。《文史通义》同为心血的结晶，其命名为《文史通义》，即表明论述的范围超出史学，不但要考察历史编纂学的演变，而且要从哲理高度探索客观历史的规律性，要贯通研究整个学术的变迁，以及剖析当今学术风气的利病得失。
    （三）二者都包括哲理层面的深刻思考，而论述重点有不同
    “历史学家都是哲学家。”史学评论家，如刘、章，更是哲学家无疑。刘、章对哲学的探讨就是对经学的评论。在封建时代，经学是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对经学有无独创性见解，决定史学理论能否超越前人，有所创新；况且，经典中之《尚书》、《春秋》，还有《左传》、《公羊传》，就是史书。故《史通》、《文史通义》中有关经学的命题和论述，关系重要。
    唐代经学是义疏之学，用朝廷敕修的注疏来统一对经典的理解。贞观十六年（642）编成《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此有统一儒家内部对经典理解、结束宗派纷争的意义，又造成刻板理解，科举考试必须拘守传注解释，不能有自己的解释，更不能怀疑和提出异说，这是对思想界的严重束缚，也不利于在撰史中依独断之见、写出信史。故刘知幾勇敢地提出怀疑，写了《疑古》、《惑经》。不受经注的束缚，表现了勇于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清代，经过批判理学空谈误国之后，顾炎武等提倡“实学”，一要经世致用，一要回归到儒家经典的理解。故顾氏言：“古今安得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后邪说以起。”他揭起“经学即理学”的旗帜，要求回归到儒家经典去寻找对“道”的理解。乾嘉时期因考证学盛行，理论思维有所欠缺。乾嘉时期有两个重要的哲学家，一是戴震，一是章学诚。章学诚写了《易教》、《书教》、《原道》等名篇，作了深刻探讨。较之顾炎武，及同时代的戴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梁启超见识极敏锐，评价他“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又称《文史通义》中的卓越见识“不可悉数，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⑨
    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对章氏未专门论述，应是一个缺陷。侯外庐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对章学诚哲学思想作了论述，有些见解颇为深刻。不过，章氏精辟的观点可以发掘和再认识的地方还有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