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猎巫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16、17世纪的西欧社会正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变化，而巫师正是当时社会危机的替罪羊。
    （一）经济上，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依然是个农业社会
    根据约翰·克拉潘的统计，到1500年，英格兰城市和农村的工商业人口还不超过总人口的20％。[10]（p174）德·弗瑞斯（Jan De Vries）正确地指出，17世纪时的欧洲仍是个农业社会。[11]（p30）16、17世纪西欧的农业状况恶化，16世纪至18世纪主要谷物的收获率是下降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地力的耗竭、气候的变化（气候资料表明，自16世纪六七十年代始直至18世纪，欧洲总体的气温有所下降）以及战争的破坏等。
    农业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了农民处境的普遍恶化，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巫师的罪行往往与农业生产有关。1589年特里尔的耶稣会教士彼得·宾斯菲尔德（peter Binsfeld）在其论文中写道：“巫师们冒犯上帝的尊严，亵渎圣礼；他们毁坏葡萄园，使农业歉收，并带来饥荒。”一本出版于1590年的书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魔法师和魔鬼的信奉者迅速增加，几乎遍布所有德意志的城镇和村庄。这些魔鬼的仆人不仅破坏上帝赐予的庄稼；还通过雷电、冰雹、霜雪、风雨、洪水、鼠患、虫害等灾害和其他各种手段，破坏上帝的意旨。正是如此，他们尽其所能剥夺人们的食物、危害牲畜，伤害我们的邻居和亲属。他们不放过未经洗礼的孩子，甚至利用他们的身体实施巫术。他们还给老人带来疾病和死亡。他们正是通过这些方法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悲伤。[7]（p112）
    16世纪时，英国加快了圈地的进程，在这期间，大量农民丧失了生计，被迫流离失所。圈地运动不仅使穷人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并且使得这些失业的农民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
    圈地运动导致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引起了社会的紧张情绪，这种情绪极易成为引发巫术告发的导火索。英国学者基思，托马斯认为，在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颁布《济贫法》后，使得贫困救济由邻里互助转变为国家救济，村民们因此逃避传统的互助义务，拒绝再向贫穷的邻人施舍，这使得邻里友谊和个人主义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从而引发了社会的紧张局势，而这种紧张局势又以巫术诉讼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2]（p428～431）
    （二）政治上，近代早期是西欧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以及宗教改革盛行的时期
    西欧封建文明的危机首先来自于内部，即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这个过程在12世纪末就出现了。最初的城市自主权只是在封建制度下寻求一种独立的生存空间，后来封建制度逐渐为议会制度（等级会议）所取代。从城市自治到等级会议，事实上是由于王室权力向城市渗透的结果。当王室势力进一步加强，等级制国家制度就向绝对主义统治制度转变，这一过程正好发生在16～17世纪。
    16～17世纪，在绝对主义国家逐步形成的转型时期，西欧的政治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激烈的政治混乱和斗争过程中，神秘主义有了市场。在17世纪英国的政治斗争中，各方都请求星占师为自己预测局势，提供决策建议。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后期，清教祛魔师约翰·达雷尔治愈了一系列的着魔的人，后来被证明是个骗局，旨在打击教皇制度，为清教徒作宣传。伊丽莎白女王本人也极力打击巫术，因害怕政敌使用巫术危害她的政权。在英格兰空位期间，宗派数量激增，斗争也趋激烈，涉嫌魔鬼附体的事例也随之大量增加。
    可见，新兴的绝对主义国家需要通过这种方法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性，重申以前属于罗马教会的那些权力。显然“居民们不仅要表明他们信奉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必须以支持这个明确信仰的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来”[13]（p7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中。
    研究发现，宗教改革（1520～1650年）在时间上大致与猎巫的时间相相吻合，两者都于16、17世纪盛行于西欧，无疑两者有着某种联系。特别是在宗教冲突严重的地方，猎巫也相对激烈，因为人们害怕自己的虔诚生活受到邻近的异教影响。猎巫最严重的德意志、瑞士、法国、苏格兰等地区，正是宗教混杂之地，人们必须保证共同体固有的规范不受“异端”的影响，因此宗教冲突不可避免。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要保证共同体成员遵从规范，就必须有社会控制的措施。通过对异常行为（有时甚至是虚构的）的惩罚，可以重申或更详细地界定主流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是通过“标定”的方法来实现的。社会共同体将某些人标定为“越轨者”或“边缘人”，他们是社会歧视的对象，也是社会迫害的候选人，一旦“风吹草动”，他们就是首选的替罪羊。
    （三）思想上，宗教改革导致西欧社会思潮的变化
    西方心理学家试图通过精神分析揭示“魔鬼”的观念和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和诺尔曼·布朗都曾对“魔鬼”进行过精辟的精神分析，前者认为魔鬼是被替代的父亲，后者则将魔鬼和新教及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在1923年分析了17世纪一个画家的附魔病例后，认为病例中的画家将魔鬼充当为自己父亲的替身，而画家对父亲的憎恨正是表现在将自己的父亲降格为魔鬼这一替代上。[14]（p260～295）
    现代心理学家诺尔曼·布朗认为，魔鬼是中项（middle term），“一方面把‘厕所’（即魔鬼）和新教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把‘厕所’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魔鬼信仰在马丁·路德的观念中得到了加强，路德甚至认为这个世界不是被上帝而是被魔鬼统治着。在路德那儿，与魔鬼联系的一切都是黑色的（如黑色弥撒、魔鬼以黑衣人的形象出现）和污秽的（如巫魔会的淫秽场景）。根据弗洛伊德的“肛门期性格”理论，这些与前面提到的“厕所”相对应。[15]（p219～251）所谓的“肛门期性格”，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有序、节俭、执着，甚至可发展为：卖弄、吝啬、固执。这样，心理学家就将弗洛伊德的“肛门期性格”理论和马克斯·韦伯描绘的新教伦理及资本主义精神联系了起来。布朗认为，路德的魔鬼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由于在魔鬼面前的无能为力，导致新教徒向资本主义的屈服，“资本主义是由于原罪而导致的撒旦的不可避免的奴役”[15]（p240）。
    英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白德库克（C. R. Badcock）将弗洛伊德和布朗的观点结合起来，认为魔鬼的污秽特征代表了遭人憎恨的父亲。超我的施虐狂一般而言是良心力量的主要成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以自我为施虐的对象，而新教将所有的憎恨与敌意转向了父亲[即魔鬼]。因此，新教使超我的施虐狂得以加强，而被动的受虐狂“力比多”却受到了压制。路德的魔鬼信仰的意义在于“标志着基督教中较极端的道德受虐狂的瓦解”，而欧洲宗教中的受虐狂倾向的瓦解，正是启蒙思潮和随后的时代里发生的情况。[16]（p304～305）
    显然，人们可以将道德自责转化为对魔鬼的厌恶。个人的着魔不再是“内在的”、个人罪行的结果，而是魔鬼的诱惑、巫师的作怪。甚至着魔者可能陷入与魔鬼的斗争中，最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了魔鬼（弗洛伊德所分析的17世纪一个画家的附魔病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而事实上战胜的这个魔鬼就是自己的负罪感。因此如上所述，通过搜捕巫师也能达到缓解负罪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