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猎巫可以看做是一种大众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即在大众的紧张情绪下，通过偶发事件（如巫术控告）来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而且这种偶发事件通常会演变为大众的集体行为。在社会学意义上，集体行为可以理解为：在某种威胁或紧张等压力下，许多人“表现出来的相当带有自发性的和无一定结构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方式”[18]（p747）。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瑟（Smelser）为集体行为确定了6个条件：结构性助长、结构性紧张、概念化信念、催发因素、行动动员及社会控制机制。在猎巫中，当时的司法体制适合这种迫害的产生（结构性助长）；16、17世纪西欧社会和经济的混乱，人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结构性紧张）；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巫术的效力，神学家们也完善了魔鬼信仰（概念化信念）；一件极小的事件（如人或动物的突发疾病）就足以引发一场迫害（催发因素）；某个人的“自告奋勇”对巫师的指控或不利的证词，通常鼓励了其他人的效法（行动动员）；猎巫正是整个社会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社会控制机制）。
    在这6个条件中，16、17世纪西欧的社会转型，并由此导致的社会紧张情绪（结构性紧张）是促成猎巫产生的大环境。16、17世纪的西欧社会正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经历了激烈的变化，而巫师正是社会危机的替罪羊。寻找替罪羊无疑可以抚慰个人和集体的挫折感，缓解他们对社会的危机感。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从生理上消灭了这些巫师，一切灾难将会远离。这类似于古代的替罪羊仪式。根据传统的解释，瘟疫表现为繁殖力的衰竭：土地颗粒无收，牲畜不再繁殖，女人不育，甚至带来生灵的大量死亡。不育、疾病和死亡被看成是一种严重的污染，一种破坏了生活的正常进程的罪恶。这时，就要找出罪魁祸首，以便借惩罚他来驱逐邪气。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 A. Coser）认为，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建立、统一和维持，并且冲突能使群体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得以确立和维持，因此，与其他群体的冲突有助于群体身份的肯定。在这些社会冲突中，值得注意的是非现实性冲突，及“不是由竞争性的目标引起的，而是由其中一方发泄紧张情绪的需要引起的”[19]（p81）巫术复仇和寻找替罪羊就是非现实性冲突的典型手段，前者一般出现在文化较低的社会中，后者则通常出现在有较高文化的社会。在猎巫中，这两种方式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当时的人们寻找替罪羊以承担社会危机的责任；而之所以替罪羊是巫师，则是人们普遍相信他们通过巫术发泄他们的不满。
    同时，神学家们完善了魔鬼信仰理论（概念化信念），这又加剧了社会普遍的紧张情绪。一方面，巫术的行为完全是集体的想象，相互传染的结果。这种想象又得到了神学家们的“共谋”，不仅使之概念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相互间的传染。另一方面，对巫师的迫害是一种大众歇斯底里的迫害倾向，并且这种集体行为得到了“官方”的共谋，这种“共谋”是以共同的、概念化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猎巫的独特之处在于，当时的各个阶层、大多数人都处于共同的想象、共同的认同中，不仅官方、正常的司法体制参与其中，而且很多受害者也相信巫术的事，并主动地承认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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