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内外学者运用“公共领域”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致力于考察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公共领域的一般特征，从而引申出一些各具特色的发展类型。如果将前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包含在内，目前已经比较清晰的有四个类型，分别为：“江南型”、“长江上游型”、“汉口型”和“上海型”。
    “江南型”公共领域产生于太平天国起事之后的江南地区，这个地区历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公共领域兴起的过程中，从事贸易与近代工业的绅商日益增加并起了主导作用。由于财力雄厚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接受较多外来的影响，这一地区公共领域中的新生机制和现象层出不穷，而且逐渐体现出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倾向。（11）
    “长江上游型”公共领域以重庆和成都为代表，这个公共领域产生于一个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封闭、与国内和国际市场联系比较有限的地区。该地区公共领域的主导者是地方士绅，他们的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比较有限，因此更倾向于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作，国家机构的强化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同步展开。（12）
    “汉口型”公共领域产生于一个商业贸易高度发达的流通枢纽城市，这个城市兴起较晚、移民众多，在行政管理上尚不完善，于是行会联盟便成为这一公共领域的灵魂，全面地介入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务，官方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挤压。（13）
    “上海型”公共领域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它以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社会变革为契机，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报纸、学会和学校为主要表达渠道，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在社会制度内部获得稳定的体制化和合法性；（14）从现实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而言，它由民间社团执行公共职能，这些社团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善会、善堂，同时又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既体现出传统性又体现出近代性。（15）
    近年来，“公共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取向是：选取特定的研究单位，进行分解式的专题研究。涉及的内容包括大众传媒、民间社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商会研究）、知识分子、士绅、司法实践、教育机构、文学、新型职业群体等。这些研究最终都或隐或显地指向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即至晚从清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场域，它既不完全受控于国家权力，也不完全受控于某个私人或某种民间力量，它是“公”和“私”两种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协商和调适的一个空间。（16）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公共领域”这样一种非常“西方”的话语方式，极易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心中产生隔阂之感，即使是借用“公共领域”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往往会反复强调自己“和而不同”的立场。但依笔者之见，对于理论适应性的探讨固然重要，可是如果不首先检视我们关注这个理论的前提，这种探讨可能反而会加剧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之间的分裂。因为如果缺乏对于研究对象的解释力，或者不能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者的诉求相契合，这种理论不大可能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公共领域”理论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
    三、“公共领域”的理论魅力
    目前，在将“公共领域”用于中国研究方面，中国学界与欧美学界已有诸多共识。但他们最初关注这一理论，却是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
    前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汉学的“公共领域”转向已经有了较清晰的阐释。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这种转向意味着对一种西方世界由来已久的传统的反动，这种传统肇始于黑格尔，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阐发。总的说来，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文明，在政治上独裁专制，经济上缺乏创造性。（17）柯文（Paul Cohen）也循着同一条思路，追溯了从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主导美国的汉学研究的三种模式：费正清所开辟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以及将中国一切变化归咎于列强入侵的“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18）这些研究范式实际上都可以视为对“黑格尔传统”更细致的发挥。正是这种“彼岸世界”式的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起了许多研究者反思：中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停滞的文明”？是否有可能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其变迁的动力？而当时许多研究者也注意到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民间和官方共同承担的、公开的、涉及大众福祉的事业，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和新的关系。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公共领域”的概念便被逐渐被引入了中国史研究。
    中国学界与“公共领域”的相遇也存在着一段长长的伏笔。实际上，在“公共领域”理论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之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已经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贯穿于中国史研究之中。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真正地为中国史家所关注，肇端于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梁启超曾痛陈传统史学的四大缺点，首当其冲的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19）这里的“国家”即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群体”则可以理解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的问题、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怎样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因此虽然这一次论战以参战各方各执己见而告终，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然成为一个为学界所共同接受的问题意识。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学研究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却始终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其关注的重点，当时享誉史坛的“五朵金花”，实际上都是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更是紧密地衔接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维度。王学典指出：“以农民战争为轴心的集中研究不仅使学者们在宗教、宗族、人口诸方面收集、整理、积累了下层民众的各种材料，为今天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更大的价值在于使中国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民间社会，构成了今日社会史、民间史复兴的内在理路。”（20）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不绝如缕的学术史脉络，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史复兴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21）虽然在这一系列论著中，大多没有明确标榜“公共领域”理论，但其切入问题的思路和得出的结论，却与本文上一节中所提到的研究成果有颇多的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史研究来说，“公共领域”理论并不是一种强行楔入的“西方话语”。对于以严肃的态度借鉴这一理论的中国学者来说，与其说是被动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不如说是在学术内在理路的牵引之下选择了这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