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理论的吸引力还在于它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更具兼容力的解说方式。在哈贝马斯之前，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市民社会”视为一种与国家相对立的存在，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特殊的利益。（22）而“公共”这一概念的提出，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这种紧张的关系。哈贝马斯指出，实现“公共”的途径就是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23）从他对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描述来看，这种“交往”是很开放、很有弹性、而且比较平和的，随时可以将有此种意愿的任何人包容进来，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促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存。
    而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汉学界和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来说，这样的视角是极其缺乏的。美国汉学界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将中国视为一个丧失了活力和创造力，只能跟在西方的背后亦步亦趋的社会。而文革后的中国史学界，虽然开始了“眼光向下”的社会史研究，但仍然倾向于将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对立化。（24）然而，从“公共领域”的视角则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时段内，国家和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纠葛恰恰是一种常态，矛盾和冲突固然存在，但整合与共存也非常明显。许多事务可以共同承担，许多权力可以相互让渡，许多问题存在着协商和合作的空间。如果能将参与这个过程的各个角色都容纳进去，将这个平缓而不失变化的过程揭示出来，史学研究必然会突破旧有的框架，显得丰满而富有新意。
    “公共领域”对于中国史研究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研究单位。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于“领域”的理解都非常宽泛，只要具有独立性、公开性、公众性的事务就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就有助于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些事物或现象：它们不一定从属于正式的制度框架，但却在社会中发挥了实在的作用；不一定符合某个社会群体的要求，但却尽可能地带来公共福祉；不一定有很大的规模或影响力，但却以比较开放的姿态保证更多人的加入。因此，诸如慈善、教育、地方自治、传媒、娱乐等等历史现象就在这个框架中被发掘出了新的意义。另外，由于“公共领域”并不是一种明文的制度，因此它的边界又非常具有弹性。小到一个区域大到整个国家，小到一个人群大到整个社会，小到一间茶馆、一份报刊、一条街道，大到整个时代的舆论动向、思想潮流。只要能够聚集起一批公众，就公共性关怀的问题展开思考和行动，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历史研究，就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四、“公共领域”理论运用于中国史研究之反思
    尽管“公共领域”理论对于中国史研究有颇多助益，但是回顾这段学术史还是能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现象：即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概念和运思方式越来越广泛地被借用，另一方面这个理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还是显得面目可疑，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以下四个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研究者一方面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一方面又脱不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限定性概念。
    哈贝马斯十分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严格的限定性，他提醒人们：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25）
    在目前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普遍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距离，而致力于发掘“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涵义。如玛丽·兰金和罗威廉就提出了“管理型公共领域”（managerial public sphere）的概念：
    晚期帝国公共领域（或更为确切地说：诸领域）是地方性的，而且对国家政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它与商业的兴起与商品经济有关，而不是与资本主义--也不是与混血的绅-商精英的对立面中产阶级--相联系。其核心特征是管理，而不是开放的公共讨论。地方事务中官方与精英活动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双方意愿下建立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精英不打算捍卫与国家对立的权利，或给国家权力划定一条正式的界限。（26）
    将这一“公共领域”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相对照，二者只在权力多元化这一点上有相似之处，而在主导力量、表现形式、批判性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都相去甚远。所以对于从事这一时段研究的学者来说，必须要抛开哈贝马斯的既定范式而另起炉灶。
    然而，据笔者的观察，对于近代转型时期（具体地说就是晚清至民国）的公共领域研究，却极容易陷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框架。从目前的许多专题研究论著来看，其对于中国公共领域历史形态的描述，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翻版。当然，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确出现了许多与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机制和现象，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中尤其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不假思索地拿来使用。要在形式上非常相似的历史现象中发掘各自不同的历史内涵，必然是更加困难的。而且经过仔细的甄别，可能还会发现其间的差异或许并没有我们预想得那么大，但是这种谨慎却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所看到的或许只能是依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而建构出来的中国公共领域图景。
    公共领域理论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公共”？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晚清时期的“公共”应理解为“国家权力与绅商精英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事务”。而这里面就隐含着两个问题：第一，国家权力很大程度地介入于公共领域的建构之中；第二、绅商很有可能并不是作为“公众”，而是作为拥有特殊经济利益、追求特定经济目的的“私人”而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说得更具体一些，在晚清的中国公共领域中，很可能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界限不清、经济利益与公共事务相互搀杂的问题。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阿伦特还是哈贝马斯都非常强调，理想状态的公共领域必须超然于国家权力和经济活动之外。诚然，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关于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介入往往会使社会事务从属于某一群体的特殊目的，从而使公共领域失去批判性和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