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特许公司：西方国家推行“重商政策”的急先锋
    笔者在上一次的文章中指出，特许公司建立的意义之一，或者说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充当王权的工具”，因而成为国家推行“重商政策”的急先锋。
    笔者在前文又进一步论证说，特许公司之所以能充当王权的工具，成为西方国家推行“重商政策”的急先锋，是因为特许公司的组建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即它是统治权与财产权、公权与私权的结合。毋宁说，正是这种结合激发了它们内心的骚动，成为不断向海外扩展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凝聚了民间的财力，也凝聚了政府的权力，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合力，成为一种新的力量。
    特许公司作为西方推行“重商政策”急先锋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1）在特许公司建立之前，海外的探险和航行，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成果来说都是有限的，只有在特许公司建立后，海外的探险和航行才真正形成了规模；（2）特许公司不仅是“重商政策”的实行者，它首先是“重商主义”理念、原则和政策的倡导者和提出者，历史上一些著名的重商主义者，原都是重要的特许商人； （3）一般来说，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建立贸易站（32），然后是建立殖民地，最后才出现大规模贸易，其中每一次转变都是由特许公司来推动的；（4）西方国家的许多重要的海外殖民地，都是由这些国家的特许公司开拓的。荷兰人作为海盗早就活跃于东印度群岛，但只有在 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这个群岛才逐渐被占领和开发，成为荷兰最大的海外殖民地（33）；而位于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虽然在1664年被英国人夺取并易名为纽约，但它最早却是荷兰西印度公司于1624年开发的殖民地（34）。同样，法国人在北美的探险早在1523年就已着手，甚至在1608年宣布在魁北克建立永久殖民地，但第一个永久法国居民直至1617年才抵达魁北克，而该殖民地的大规模开发则是在新法兰西公司建立之后（35）。然而，在推行“重商政策”、开拓海外市场和贸易方面，最典型的还要数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一个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它的特许公司最为发达并忠实地履行英王赋予它们的特权，开辟了世界历史上最为广阔的殖民地和贸易空间，在商业上、领土上和政治上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还在于英国的商业冒险家们如何组织起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商业冒险家公司”，又如何不断地发生分化并从中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特许公司，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向东印度、西印度和“南大陆”扩展其势力，几乎都可以找到其历史活动的清晰线索。这其中，尤以英国向东印度的商业扩展，可称得上是典型中的典型，从1407年建立“商业冒险家公司”开始，到1600年建立“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止，每走一步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将在下面做详细考察，这里先将它们的内在联系图示如下：
    商业冒险家公司→莫斯科公司→利凡特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
    （1407年） （1555年）（1592年）（1600年）
    此处所说的“商业冒险家公司”初建于1407年，其成员主要是伦敦从事波罗的海贸易和西班牙贸易的商人，他们为什么把自己称为“商业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又以何处作为他们不惜冒险犯难的目的地？这得从英国传统贸易的性质和市场及其所受到的挑战说起。英国在商业上原是一个小国，长期以来能用于出口的主要是以羊毛为原料的呢绒和呢布，与之交易的贸易伙伴在北方是波罗的海国家，而在南方则是西班牙，且主要是通过与英国靠近的商贸中心安特卫普来进行的，在历史上称为“伦敦--安特卫普贸易”。所以，当时英国的商业公司一般在安特卫普设有代理机构，1407年成立的“商业冒险家公司”亦然。所不同者，该公司成立时，享有英王亨利四世授予的若干特权，如有权召集会议，选举自己的理事，制定法规和条例，以便管理所属各地之商人及商务，但公司本身乃是一个受共同规章约束的商人团体，其成员在恪守一定规约的基础上从事个体而非合伙的经营，公司甚至也不统筹资金和贸易。由于英国在商业上当时还是一个小国，它虽然长期参与波罗的海、西班牙贸易，但在这些贸易中都不占据主导地位。至于与东方的商品交流，长期以来则是操控在佛兰德人之手：东方的商品，经里海-黑海、波斯-叙利亚、红海-亚历山德里亚，汇集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经陆路进入西欧，再由佛兰德人的船队运往英国。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在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前后，英国商人也曾尝试与意大利乃至近东建立直接联系：1446年，布里斯托尔商人罗伯特·斯特姆曾派出“安妮号”（Cog Anne）小船带着一批香客、货物（羊毛、锡）前往乔帕（Joppa），但在返回时遇风暴沉没于希腊沿海；11年后的1457年，他又亲自驾驶“凯瑟琳－斯特米”号（Katherine Sturmy）带着羊毛、呢绒等货物到了利凡特某地，但热那亚人迟迟不让该船靠岸，他不得不在马耳他附近等待。虽然都铎时期再没有类似的记载，但在亨利七世统治初期，英国船只曾经常造访干地亚（Candia）、希俄斯 （Chios）及其他威尼斯属地（36）。然而，形势的发展愈来愈对英国不利：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威尼斯的贸易中心地位下降，通过上述三条路线进入欧洲的东方商品急剧减少，到葡萄牙人1487-1488年开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的航线后，从1509-1518年再也见不到佛兰德的大木船到达英国，最后一个佛兰德人的私人船队也在1587年离开英国威特岛（37）。
    此外，一些新的因素，也加剧了英国在对外贸易上的困难：（1）1552年，英国吊销给予“汉萨同盟”在英国的商人的特权，使英国与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发生逆转；（2）1560年，英国与安特卫普的关系趋于紧张，使英国获得东方的产品更为困难；（3）1579年的尼德兰革命进一步打断了东方产品进入英国的流量；（4）1580年，西班牙菲力普二世兼并葡萄牙，并迅速地成为英国的主要敌人。由于这些原因，英国的对外贸易在16世纪50年代发生危机，伦敦的短呢布（Short Cloths）出口由1550年的 132,767匹下降到1552年的84,969匹（38），到16世纪60年代末，伦敦和安特卫普之间的贸易，便由于种种变故而完全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习惯了与汉萨同盟打交道的英国商人，便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呢布出口市场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主要目标就是寻找通往中国和东方的通道，首先是要重新打开与利凡特的贸易，而这些想法和努力在1558年-1603年间，直接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鼓励。
    由此引发的1551年前往摩洛哥的航行及1553年钱塞勒-威洛比寻找东北航路和自1497年起多次寻找西北航路的经验一起，被看成是“构成英国进行上述努力和扩展活动的第一批重要步骤”（39），为寻找东北航路，冒险家们当时还临时组建了专门的“公司”。虽然寻找东北航路和西北航路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但却意外地打通了英国与莫斯科公国的贸易通道，乃于1555年正式成立英国“莫斯科公司”并获得英王特许，同时将1553年临时组建的“寻找东北航路公司”并入其中。进入1555年特许名单中的商人共201名，总裁为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 Cabot）。此人原本也是商业冒险家公司的重要成员，曾参与组织1553年寻找西北航路的航行。按规定：S.卡波特是终生总裁，但他死后公司总裁则变为1-2名并每年选举一次，此外特许公司还有4名理事和24名助手（40）。这个公司与“商业冒险家公司”的关系是那样密切，以致莫斯科公司竟有26名成员先后是商业冒险家公司的成员，其中16或17位曾同时是上述两公司的成员。这些人中，少数还是商业冒险家公司的最高官员，如威廉·丹塞尔是该公司1551年的总裁，同时又是英国王室的财政代理人，此外还有3-4人是商人冒险家公司的助手（41）。莫斯科公司的建立，虽然对英国的商业冒险家来说已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无论就开辟东方航道而言，还是就重开利凡特贸易而言，似乎都还离题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