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开与利凡特贸易的努力中，有两个开拓性的伦敦商人不能不提：一个是爱德华·奥斯本，另一个就是理查德·斯塔帕。奥斯本因和伦敦呢布工人公会成员威廉·休伊特的女儿结婚，并最终继承其商业和家产而奠定其事业的基础，并很快成为首都商业圈内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商人公司”和“东地公司”的永久成员，在其生命的最后五年得以荣升为议员。斯塔帕是奥斯本的同事或同伙，他似乎在公共事务中获得过所有荣誉，但他主要还是作为一名商人从事工作，因为他与奥斯本一样也是西班牙公司的成员，但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柏柏尔商人的名单中，此公司组建于1585年，为了重开利凡特贸易，1575年，两人决定花重金雇佣并派遣代理人，经过波兰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个人就是威廉·哈伯尼。哈伯尼在多方面的协助下，于1578年10月底抵达目的地，并在几经周折后最终在君士坦丁堡站稳了脚跟，1580年获土耳其苏丹特许，享有与其他欧洲商人同样的贸易特惠，可以在土耳其自由经商，条件是必须遵守当地的习俗与法规。于是，与利凡特有关的商人们迅速活跃起来，先后于 1581年和1583年组建的土耳其公司和威尼斯公司，拥有与土耳其贸易的“独占权”（the sole right），首任总裁便是爱德华·奥斯本。它的最初出资人共12名，包括爱德华·奥斯本、理查德·斯塔帕、托马斯·史密斯、威廉·加勒特等，其中9人投资于莫斯科公司，10人是西班牙公司的成员，8人同时是这两个公司的成员（42）。按女王的授权，公司可以制定法律和条例，以便管理它的商人及其业务，同时，还可以配备英国军队、挂星条旗；有义务出口足够数量的商品，以支付每年应交的500英镑的税费，而女王则保留向公司推荐两名成员的权利。一年后，即1582年11月20日，根据女王的一项任命，威廉·哈伯尼出任英王室在土耳其的大使、代表和代理（43），并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推荐董事会成员，决定交易时货物到达哪些港口和城市，制定有关管理在利凡特做生意的英国臣民以及他们的分支的法律和其他许多可以由他处理的事务。这样，就在经济上、组织上和外交上，为英国商业冒险家在利凡特的推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威廉·哈伯尼一旦在君士坦丁堡落脚，就采取了一系列组织这个刚刚建立的公司的贸易的实际步骤。他于1583年任命哈维·米勒斯为驻开罗、亚历山德里亚及邻近地区的领事，任命理查德·福斯特为驻阿勒颇、大马士革、阿曼、的黎波里、耶路撒冷及所有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尤利耶（Jurie）所属港口的领事，并指示他驻节的黎波里。两年后（1585年3月），他又任命约翰·蒂普顿为驻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领事，并在希俄斯和帕特雷建立领事馆。至少早在1586年，已有一些英国商人住在赞特岛，虽然当时英国似乎并未在那里派驻领事，但有一位名叫约翰·巴雷特的人，于1583年从英格兰来到阿勒颇，作为英国领事驻此至1586年去世。所有这些安排，都为英国与利凡特的贸易打下了坚实基础，一个与利凡特贸易的新局面随之出现，土耳其公司的事业也因此在英国获得广泛支持。不仅最富裕的商人，而且许多英国皇室的成员，甚至伊丽莎白女王本人都加入投资者的行列，1582年 10月，女王拿出10,000英镑白银，给爱德华·奥斯本和他的一些商业冒险家同事，到1584年公司宣称已集资45,000英镑，其船只出入于利凡特10个港口。在公司存在的头五年，它雇佣的船只达19艘、船员达782人，先后进行过27次航行，支付关税约11,359英镑。据记载，其中一艘船只1588年所运货物为70,000英镑，而利润在300%左右；当时从英国输出的货品有呢布、锡等，而输入的货物品种则十分丰富，包括生丝、山羊毛、棉花、毛织品、棉纱、地毯、药材、香料等。但另一方面，公司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在1587年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爆发后，公司的贸易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巨大的利润更由于在土耳其的沉重花费而削减。哈伯尼的年薪达200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公司头4年贸易利润的1/4，但他履任的花费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公司为此支付了差不多13,246英镑，仅1588年他回家一趟的费用，就达1,103英镑。此外，尽管该公司握有与利凡特贸易的独占之权，但英国的其他商人仍可免于由此产生的竞争，如一位名叫艾斯博·维鲁特里的住在卢卡的意大利商人，就在 1575年获得伊丽莎白女王的特许，垄断从威尼斯进口商品十年，并于1583年在英国创办上文提到的“英国威尼斯公司”。这自然就造成与土耳其公司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两公司不得不利用各自特许状到期（前者在1588年，后者是1589年）的机会寻求和解，乃于1590年一起向政府申请合组一新的公司，并垄断英国与威尼斯和土耳其的贸易。这一协议消除了一大难题，但新公司的组建问题却暂时被搁置下来，因它牵涉了太多其他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直到1592年1月7日，新的英王特许状才得以颁发。新公司正式命名为“利凡特商人公司” （Company of Merchamts of the Levant），实际上是1581年土耳其公司的重组和扩大，列入特许的名单共包括43人，获得垄断英国与威尼斯和土耳其贸易12年；另有20人被授予拥有成员资格的特别买卖权，但每人要付130英镑的管理费。新公司在组织上，要比1581年原特许状更为充分、细致，爱德华·奥斯本虽被重新任命为总裁，但任期仅为一年，其继承人要由公司选举产生且选举每年进行一次，总裁的12名助手也要由选举产生。就如莫斯科公司与商业冒险家公司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一样，利凡特公司与莫斯科公司也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第一，莫斯科公司实际上是利凡特贸易的真正开拓者，早在1581年土耳其公司建立前的1557年，莫斯科公司即派威廉·詹金森（William Jenkinson）经陆路与波斯取得了联系（44）；第二，如前文所述，在利凡特公司的前身，即1581年成立的土耳其公司中，有8人曾投资于莫斯科公司，这个数字为当时土耳其公司投资人的2/3。它说明莫斯科公司也是利凡特公司及英国向近东挺进的重要推动者，英国向东方的商业扩张由此进入了第二阶段，正如罗伯特·布伦纳所说：“这是伊丽莎白扩张的决定性步骤”（45）。据记载，1595年时，公司雇佣着15艘船只和 790名水手，所支付的关税高达5,500英镑。当年有5艘船在斯堪的纳维亚装货，有2艘在希俄斯、2艘在塞浦路斯、1艘在威尼斯、1艘在阿尔及尔；而4年后，仅在意大利水域的船只就有20艘，1600年，船只又增加了16艘。这时，公司的自由人成员已上升到87人，而这些人还另使用着189名仆人。据估计，当时每年进口的货物达2,300吨，可为公司创造11,500英镑利润；同时，每年从英国输往土耳其的各类呢布，其价值亦高达150,000英镑。不仅如此，在1583-1591年的八年间，利凡特公司的商人们已向英国政府提出一系列商业要求，以便将印度和香料群岛联系起来，并且在实际上已采取了行动，“不久发生的一次有趣的航行，反映了奥斯本和斯塔帕的野心和企图，已把公司垄断的范围由上述授权的国家，扩大到后来由约翰·纽伯里等人开拓的东印度”（46）。这说明，利凡特公司之于东印度的开拓中的作用，十分类似于莫斯科公司之于利凡特贸易开拓中的作用。但这还只是新的利凡特公司历史的一个方面，尽管它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值得玩味的一个方面，但这个公司的历史还有另一方面，同样不可忽视。一般认为，此公司已建立在“合股”的基础上，但其组织的原则和商人的活动实际上不是，因为其成员们实际上还是以个人名义与利凡特交易的，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哈伯尼的继任人爱德华·巴顿时期；大约到1595年，伦敦的商人们都在利凡特有各自独立的代理人，且各人都是按自己的股资从事商业冒险的，1599年，这些代理人甚至拒绝按规定支付领事签证手续费。它表明：“规约制度似乎从来不曾证明，它更适合贸易的环境和商人的个人主义”（47）。
    从上面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第一，到16世纪末，英国的商业冒险家已把他们的足迹延伸至东印度；第二，英国人与东印度之间的联系和贸易，最初主要是通过陆路来达到的；第三，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必须经过两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第四，以往的公司组织，包括像利凡特公司这样的组织，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实力上，都还远远不能满足英国海外扩张的需要。因此，在英国人看来，如果要扩大与东印度的贸易，哪怕是正式开通与它的贸易，开辟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航路，而不是死守途经土耳其和波斯的陆上通道，是绝对必要的。自1487-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特别是1580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搬掉了英国商业冒险家的这个障碍，由此才真正迎来了英国海外冒险和扩张的新时代。而揭开这个新时代序幕的，也是伦敦的商业冒险家，特别是那些早已涉及东印度贸易的、在利凡特的英国商人。还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一个新的特许公司即“英国东印度公司”，原名“The 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 London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于1600年底获英王伊丽莎白特许，并正式组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被称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公司，其第一次会议却是在利凡特公司的办公室召开的，在1599年9月举行的该公司的第一次会议的出席者中，有1／3以上原是利凡特公司的商人，而该会议选出的最初的15个董事中，有7个是利凡特公司成员（48），这就公开了一个历史秘密：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以利凡特公司为基础组建的。事实是，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任总裁托马斯·史密斯原本就是当时利凡特公司的总裁，按 1600年12月31日特许状所定原则选举的、由24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利凡特公司的董事仍维持7位，利凡特公司的商人提供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部基金的1/4到1/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605年颁发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第二份特许状所列名单中，来自利凡特的商人由原来的31人增加至64人（49）。
    由此可知，从1407年的商业冒险家公司到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不是此间英国商业冒险家所开拓的唯一方向，也不是这些商业冒险家所取得的唯一成就，但却是英国商业冒险家所做出的最持久也最系统的努力，它集中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英国甚至整个西欧商业冒险家的开拓精神和商业精神，也突出地反映了特许公司在推行西方国家“重商政策”及海外扩张和殖民活动中的历史作用，特许公司不愧为西方推行“重商政策”、走向世界并建立其商业帝国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