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商文化附庸区
    商代社会政治疆域的第三个层次是由有相对独立性但又臣服于商王室的诸侯方国组成的。这些方国诸侯所代表的青铜文化类型都有自己族源和独特的发展体系。它们与商文化并不同源，但并行发展，且在相当长的阶段内归顺臣服于商。第三层次的文化带，或可称为商文化的附庸区。
    商文化附庸区的范围极为广泛，向东可能已延伸到渤海和黄海区；向西，进入陇山东西；向北可达燕山南北；向南已深入长江以南的鄱阳湖、洞庭湖和太湖流域。
    商文化附庸区的地方类型主要代表，西部有以关中平原西部和陇东高原为代表的先周文化，西南有以成都平原和汉中盆地为代表的蜀文化，和以川东到湖北宜昌以西长江峡区为代表的巴文化，长江流域有以鄱阳湖地区为代表的清江吴城文化和以洞庭湖、澧水流域、湖南长沙、宁乡等地为代表的石门─-皂市文化，以苏皖南部地区为代表的湖熟文化，东部有以山东、苏北地区为代表的岳石文化。
    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先周文化、巴蜀文化、吴城文化、荆南─-石门─-皂市类型、湖熟文化、岳石文化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生态地理环境中孕育、形成，都有着自己根本不同于商文化的发展序列和考古学的文化特征，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和中心地区商文化密切相关，息息相联。
    先周文化是指武王灭商以前，活动在较为广阔的地域内，以姬周部族为主体并融合其它民族和部族一起创造的，具有独自特点，并与已知的西周文化有着明显渊源承袭关系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迄今所知，属于殷墟阶段的先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渭水、泾水、泾水流域，东界在子午岭以西，西界在陇山以东，北界在六盘山以南，南界在秦岭北麓，东西长约2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其中以关中平原西部、陇东高原地区先周遗址最为密集。较为典型的先周遗址和墓地有宝鸡斗鸡台，宝鸡市晁峪、石嘴头、金河，长安西，岐山贺家、礼村，凤翔西村，扶风刘家、北吕，武功郑家坡、岸底、黄家河，长武下孟村、碾子坡，甘肃崇信县于家湾，甘肃平凉庙庄等。
    已发掘的先周文化遗址和墓地，基本可以分作两种文化面貌各异但又密切相关的文化类型，以发掘地点和典型遗址命名，第一类遗存可称为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类型；第二类遗存可称为郑家坡─-北吕类型。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类型共有的器类是分裆扁袋足鬲，双耳圜底罐，腹耳圜底罐，单耳罐等。发展到斗鸡台类型，双耳和腹耳的圜底罐及单耳罐逐渐消失，分裆袋足鬲和折肩罐普遍发展，成为典型器组，并对西周文化的分裆鬲、折肩罐等器类具有重要的影响。
    武功郑家坡遗址被分为连续发展的三期，各期的典型器类有各类联裆鬲、深腹盆、折肩罐等。郑家坡早期的年代不会超过殷文化武丁阶段，约在殷墟二期后段或二、三期之交。郑家坡中期的年代约相当于殷墟三期到四期前段，郑家坡晚期遗存约相当于殷墟四期到西周初年。西周文化的联裆鬲，深腹盆器类，显然系由郑家坡类型发展演化而来。
    郑家坡早、中期遗存中发现有高领分裆袋足鬲，形态和刘家墓地陶鬲相似。刘家类型遗存的年代和郑家坡早、中期遗存相当，或略有先后。
    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分布在水以西，关中西部浅山丘陵地带，泾水中上游的长武碾子坡、甘肃平凉也有类似遗存。初步估计，姬家店·石嘴头·晁峪遗存的年代有可能早到殷墟一、二期阶段，这类遗存当是关中地区时代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根据标型学的研究，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的主要陶器群都和辛店文化的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有若干相同之处。
    很有可能，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是先周文化姬家店·石嘴头·晁峪─-刘家─-斗鸡台类型的源头，商代二里岗阶段到殷墟早期，活动在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山家头类型和姬家川类型的一些部族曾经大规模地向东游徙，穿透寺洼文化分布区进入关中西部。近年来，已经在泾、渭流域的天水、平凉、庄浪一带，发现有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交汇的迹象，一些典型的姬家川类型的遗物，在寺洼文化安国类型分布区内陆续出土，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辛店文化东移，与寺洼文化交汇并对先周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过程。
    先周文化的两类遗存在陕西地区并不是交替出现的，相反，它们从始到终一直是共生、共存关系，相互之间不断融合、交汇，形成先周文化内涵中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典型的姬家店·石嘴头·晁峪类型遗存比较单纯，以高领扁袋足鬲为主，基本不见联裆鬲，但在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遗存中，则是高领袋足鬲和联裆鬲共存，仍可以袋足鬲系统作为主体遗存。郑家坡早、中期遗存都以联裆鬲为主，但遗址中仍出土一定数量的高领扁袋足鬲和高领圆袋足鬲。
    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先周文化的两种遗存均已推进到关中平原西部、中部，两种类型文化遗存在关中地区共生、共存，而不是相互排斥。这时，类似于刘家墓地的遗存和类似于郑家坡早、中期遗存的聚落遗址交错分布在渭水、雍水、水、漆水、畤沟河和美阳河两岸台地上。但就每一处遗址而言，各自又都相对独立地保持了自身主体的文化特征。
    武王灭商前后，在关中地区，这两类文化遗存多共存于同一遗址、同一墓地，它们逐渐融合为一体。
    在同一时空领域范围内，这样两种不同文化类型共生、共存的聚落布局，体现在政治方面，双方可能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联盟关系，经济方面，可能是一种互补互益的协和关系，婚姻形态上则有可能是一种互为对象的联姻关系。这种状况已经暗示出先周文化的形成，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部族创造的，在先周文化的躯体内，起码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胞体或大的部落联盟集团，共同谱出了先周文明的乐章。这两大集团可能就是古文献资料所载的姬周集团和姜炎集团。
    先周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基点，则是必须要注意商周时期活动在陕甘地区一些地方类型的考古文化。这些地方类型的考古文化各有源流，他们活动的地域和先周文化交错相接或相互重合。先周文化在陕甘地区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和这些地方类型的考古文化发生过极为密切的关系。
    寺洼文化墓葬的陶器组合比较固定，以马鞍形双耳罐、单耳罐、高领小口罐、鬲、簋、豆为主，各墓数量多寡不一。这种程式化的组合很具特色，可以表明圭洼文化总体和先周文化是并行发展的两种文化。在陇东地区，即泾水及其支流流域，寺洼文化遗存则稍靠西北，与先周文化接壤。先周文化植根于这样的环境中，它的形成和发展势必与寺洼文化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两者必然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寺洼文化主要盛行土坑葬，葬式和葬俗与先周文化基本相似。寺洼文化流行瘪裆鬲和袋足鬲，以瘪裆鬲为主，这种陶鬲在形态、制法上和先周文化的瘪裆鬲有若干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