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类型是东夷土著臣服于商，成为商的附庸，这类遗存主要分布在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山东滕县前掌大遗址是一处包含龙山──岳石──早商──晚商各时期的大型遗存，已发现带墓道大墓五座，墓主应是商王朝东土方国诸侯，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实体有双重来源，既接受商文化的巨大影响，又保留了东夷土著的传统。山东寿光的商代墓葬出土有“己”的族徽，被推定为纪国遗存。纪国墓地陶器群存在着浓厚的地域性色彩，反映了纪国原本可能为东夷土著，以后归顺、臣服于商，成为商王朝在东土的方国。江苏铜山丘湾社祀遗址和徐州高皇庙遗址所代表的方国，前掌大墓地所代表的方国和滕县杞国，似可作为商文化在东方的附庸国。
    第三种类型是以东夷土著文化传统为主，商文化影响较少，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胶东半岛及附近地区，长岛县珍珠门遗址是其代表。珍珠门遗存与岳石文化有继承关系，文化内涵保留有较多的地方文化传统。海岱地区从史前时期就同中原文化圈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是商文化向东方拓展的重要地区，因此，以岳石文化为代表的东夷土著文化和中原商文化同化、融合的步伐明显快于其它文化。殷商阶段，东夷文化诸族成为商王室的重要方国，在商王朝向四方的扩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商代晚期，商与东夷的矛盾激化，东夷屡叛，《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吕氏春秋·古乐》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东夷叛乱，这是导致商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左传·昭公十一年》在记述这件事时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商文化附庸区的诸多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域，都处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环境之中，周围由高山丘陵或河流、湖泊同其它青铜文化类型作自然区划。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每一青铜文化类型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些青铜文化类型大多是由本地区或邻近地区龙山文化嬗变、衍化而来，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谱系和族源。
    每一青铜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的中心文化区，中心区域或有城墙环绕，或由山川作障。中心区域多设有象征着权力和等级的宫室、祭台、大型墓地和用于宗教祭祀礼仪的青铜礼乐器，它们的青铜文明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夏商阶段，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向四方幅射，加速了周边地区青铜文明发展的进程和与中原地区同化、融合的步伐。各青铜文化类型中，青铜礼乐制度向中原青铜文化的趋同，是这种文化之间相互浸融的重要标志。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和青铜乐器的北传，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增添了多姿的光彩，更加丰富了中国境内青铜文化的内涵。
    殷代甲骨卜辞中有关四方和多方的记载，就是指分布在中原地区商文化周边的青铜文化遗存，它们与被称为四土的商文化亚区的青铜文化类型的含义有所不同。甲骨文中出现的周方、人方（夷方）、虎方、犬方、方等即是诸种青铜文化类型的具体称谓，当时的商代四方，确实是方国林立的局面。这些方国，大多是作为商王室的友邦、附庸存在的。随着商王室的势力消长，它们叛服无常，成为商王朝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为西周王朝的构筑，奠定了新的基础。
    四 商文化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
    商代社会政治疆域的第四个层次是由商文化附庸区之外的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诸类型构成的，按地域，可划分为北方地区青铜文化和甘青地区青铜文化。
    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是指在相当于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分布在西起鄂尔多斯草原，东到鸭绿江畔，活动在阴山、燕山南北，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的青铜文化遗存。这些青铜文化遗存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较长，分布地域广泛，迁徙、流动频繁，其发生和发展，都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和商周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考古资料，大体可以勾勒出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在辽阔的蒙古草原和燕山南北的丘陵台地上，可能分布着几种不同类型的青铜文化遗存，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谱系和发展序列，相互之间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①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内蒙古中南部和晋、陕北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区是著名的鄂尔多斯草原青铜器的主要分布区域。朱开沟遗址位于鄂尔多斯草原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石楼位于晋西北高原，绥德位于陕北高原。这三处的考古发现，基本可以概括鄂尔多斯草原、晋西北高原和陕北高原青铜文化的面貌，以考古发掘的地点命名，可以称作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用以确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考古学内涵。
    朱开沟遗址的发掘，基本确立了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朱开沟遗址划分为四区五段，年代始于龙山文化晚期，下限约在殷墟文化的第一期，最晚的墓葬有可能到殷墟文化二期。在遗址的第三阶段，开始出现小件青铜器铜锥、臂钏、耳环等，第五段开始出现青铜容器、兵器和工具。这些器类和器形的特征表明，朱开沟文化在形成阶段就受到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强烈影响。
    鄂尔多斯草原是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育成地区之一，但这一地区并没有能成为商代前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殷商阶段，这一文化的发展趋势明显南移，晋陕黄土高原成为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中心地区。
    黄河两岸的晋西北高原和陕北高原孕育和形成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繁盛阶段。在陕北高原的绥德、吴堡、清涧、子长、延川、淳化等县和晋西北高原的石楼、保德、忻县、左玉、柳林、吉县等地先后发现了四十多处商代晚期青铜墓葬。陕北清涧县李家崖、绥德薛家渠等地还发现多处同时期的古城和其它居住遗址。
    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群大体分作四期，各期年代与殷墟文化四期互相照应。在青铜器中，青铜容器数量较多，主要器类有鼎、甗、簋、壶、瓿、尊、卣、爵、觚，青铜兵器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青铜容器无论就器类、器形、纹饰风格以及各墓葬的组合形式都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保持了较多的共同性。有个别青铜容器的形体和纹饰呈现出变异，但从大的形态特征上仍可以看出，这些器类是从商代殷墟铜器中脱胎而来。石楼·绥德类型和殷商文化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高度发达的殷商文化的直接影响下，殷墟阶段，北方地区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类型迅速发展到自己的鼎盛阶段。
    中原地区商文化在二里岗阶段是一个极度扩张和向四方殖民的阶段，这时，商人的势力曾沿黄河、渭河西渐，迅速控制了关中平原、汾河平原，并沿汾河谷道北上，控制了晋东南和晋中的大部分地区，对晋西北和陕北黄土高原形成钳形包围的态势，但由于黄河、吕梁山、芦芽山的阻隔，商人的势力滞留在吕梁山东麓，基本上没有进入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区，鄂尔多斯高原则更是商王室鞭长莫及的地区。二里头到二里岗阶段，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区和河套地区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文化圈。
    进入殷墟阶段以后，商文化向西北扩张的势力锐减，而此时，活动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草原、陕北高原和晋西北高原众多的部族则开始大规模地向南、向东南移动。通过黄河谷道、洛水谷道，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所代表的众多部族与方国同关中地区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有了频繁的接触，交接线在关中平原的北部铜川、耀县、淳化一带。通过汾河谷道，向东南，这些部族与方国又在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同商文化频繁接触；通过漳河和沁水谷道，这些部族、方国可能还威胁过豫北地区商文化的中心势力。
    殷墟二、三期阶段，是北方地区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铜器的遗存地点相当密集，东西和南北横跨的地域也相当辽阔。考古调查表明，在黄河和无定河两岸，还发现了多处属于这一时期的古代城址。这种遗存的态势基本可以表明，在殷墟阶段，朱开沟·石楼·绥德青铜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由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向南移到了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区，形成了一种由北向南、向东南扩张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