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对于这个被西方媒体誉为“外交核爆炸”的事件，学术界很早就给予了关注。1964年4月，西方学者斯蒂芬·伊拉斯谟发表了《戴高乐将军承认北京》一文，首次对中法建交的过程、法国承认中国的动因等进行了概括。虽然该文主要根据报刊资料写成，对很多内情多为推测，但毕竟开了研究先河。①随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相继出版，尤其是在中法建交30周年和40周年之际，法中两国先后出版了两本回忆性文集。②在对这些资料调研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分别从中国外交和法国外交的角度对中法建交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③
    近几年，随着美法中三国相关档案的解密，学术界对此问题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潘敬国、张颖主要利用美国档案，从中美关系史的角度讨论了美台对中法建交的阻挠；④苏宏达利用法国解密档案，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对法政策；⑤法国学者史曼慈基于对法国档案的解读，分析法国承认中国延误的原因以及这种承认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影响，⑥英国学者加勒特·马丁最近发表的论文，通过对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认为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动机一方面是受国内政治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使法国在美苏冷战中能起到掮客作用，承认中国是为了向美苏打“中国牌”⑦。不过，由于中国相关档案的解密时间还不长，至今尚未出现利用这批档案来研究中法建交问题的论著。
    尽管学界就该问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从史料来源看，这些成果偏重于美国或法国一国档案的应用，而没有进行多边档案的比较研究，从内容上看，对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着墨仍然较少。本文⑧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美法中三国档案，着重分析：美国是如何认识中法建交的？为应对中法建交，美国采取了哪些措施，结果如何？
    一
    新中国成立后，巴黎与北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美国对华敌视态度是中法关系正常发展的几大障碍。20世纪60年代初，中法两国开始相互接近。戴高乐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法国顶住美国压力打开中法关系大门提供了条件。法国要求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美国政府却认为这种力量是“危险的”、“花费巨大的”、“易于落伍的”，不仅“缺乏作为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还会削弱联盟的防务。⑨法国要在北约取得同美英同样的地位，美国却对这种要求不予理会，于是法国从北约收回了地中海舰队、大西洋舰队以及几个空军中队的指挥权；迫使美国撤走驻在法国领土上的战略轰炸机；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体系当中。在欧共体建设问题上，戴高乐力图建立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特别反对美英的渗透，为此他在1963年初先后采取了两项重要行动：断然否定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和同西德签订《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美法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冲突，成为法国发展对华关系的动力。大约在1962年6月前后，戴高乐开始把承认中国问题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把法国当作“对第二中间地带开展工作”的突破口，酝酿改变对法政策。⑩1962年因法国侵略而引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中法建交的另一大障碍消除了。于是，以1963年10月下旬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为契机，中法两国就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展开讨论；1963年12月12日到1964年1月23日，中法两国又在瑞士伯尔尼进行了四次正式谈判，最终达成了建交协议。(11)
    美国从冷战意识形态出发，对新中国一直采取敌对态度，实施遏制政策，并保持同中国台北国民党当局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根据美国国务院1961年2月的统计，在96个联合国会员国(不包括中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中，33个会员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48个会员国仍与蒋介石当局保持着联系。(12)在美国国务院的另一份报告中，分析了各国政府的对华基本政策，认为法国还没有承认北京政权而且保持着同中国台北当局的“外交关系”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忌恨共产党在1949年没有给法国在华官员应有的外交礼遇；在第四共和国进行的印度支那殖民战争中，中国援助胡志明，导致法国被逐出远东；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并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这些因素使“法国转变立场的可能性下降”，同时让法国也“不可能改变在红色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同台湾当时虽然是“代办级”“外交关系”，但不会同国民党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如果北京进一步介入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甚至会考虑报复性地向台湾派出一位“大使”(13)。
    随着中法两国接近的动向日趋明显，美国开始着重分析法国的态度。1963年9月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政策报告：《法国正重新评估其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报告中说，自从戴高乐上台以来，他表示只要对法国国家利益有利，法国将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戴高乐“这种含糊其辞的政策”，为一再出现的法国即将提议与北京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流言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扫除了中法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障碍；美英苏签订的那些似乎有些针对法国发展独立核力量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让法国十分不满；中苏分歧，让戴高乐觉得不仅要同莫斯科而且要同北京打交道才能了解共产主义世界的全貌。所有这些都促使戴高乐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报告列举了中法缓和的种种迹象：两国解除了在瑞士的外交人员的接触限制；有报道称新华社巴黎分社负责人建议法国应当承认中国；法国无意升级与台北的关系；爱丽舍宫的一位官员甚至说，戴高乐计划在1963年底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等。不过，该报告强调，由于中国没有响应法国的提议和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法国可能只会做些外交姿态”。(14)美国的乐观态度一直维持到10月上旬。1963年10月7日，法国外长顾夫访美拜见肯尼迪总统。在美国预先准备的“谈话要点”中还这样评论：目前还没有法国承认中国的“直接危险”。(15)
    到10月下旬，美国的看法已发生变化。10月23日，中情局一份关于中法关系的《戴高乐主义的法国与共产党中国》报告中，认为法国对北京和河内正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政策，所列出的7条表现是：戴高乐曾就越南和与越南相类似的分裂国家发表过两次言论，说法国的利益在于河内—西贡的和解；法国前总理富尔已经抵达中国进行“私人”访问，而据新闻报告，这次访问是应戴高乐的请求；戴高乐在7月中旬曾对英国驻法大使说，共产主义集团的分裂增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因而承认中国符合西方的利益；来自巴黎的报纸说，法国认为中法接近是符合逻辑的；最近顾夫在访美时也强调了在越南问题上参考中共意见的重要性；一个“非官方的但政府授意”的法国贸易代表团已经从中国访问归来。该报告说，“戴高乐正趋向一个更主动的中国政策”，不排除法国在“最近”承认北京的可能。(16)
    中法接近的动机何在？美国试图从法国与中国两个角度来分析法中缓和的进程。从法国角度看，戴高乐一直强调，法国的政策要符合法国的利益，因此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法国的利益服务，以实现法兰西的“伟大”。从更现实的角度看，法国的对华政策也与其要重返印度支那的想法有关。中情局认为，戴高乐的总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法国在这块前殖民地上的存在与影响，并把美国的存在与影响当作障碍。法国的推论是：即便有美国的反对，北越在军事上不会被击败，因而将来必然会成为印度支那地区的主宰力量，中国的影响也将增加，因此法国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在于调整远东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17)美国驻法大使波伦的分析是，“承认(中国)主要是为了展示法国在外交方面独立于美国”；“除此之外，法国可能预见到在越南会发生危机，从而希望把自己安插到北京，以便危机来临时占据有利地位。”(18)
    在美国看来，中国缓和对法关系是出于如下两个考虑。其一，改善外贸局面。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援助“戏剧化”地下降开始，中国就尝试在共产主义集团外寻求替代市场和资源，拓宽同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工业国的接触。最近几年，由于经济需要，中国对获取喷气式飞机、电脑、电子产品、货船、造船设备、谷物等商品颇有兴趣。中情局还分析，“不排除”中国从法国寻求核技术援助。其二，经济外交将带来政治上的副产品。这包括：打破自身的外交孤立；为获取联合国席位提供援助；分化美国同其盟友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也可能考虑到利用法国想重返印度支那的愿望对法施加影响。(19)
    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就一直对中国执行“遏制”与“孤立”的政策。从遏制中国的角度出发，中法接近必然对其带来负面影响。政治上，法国要承认一个美国一直拒绝承认的共产党国家，这事件本身就值得美国反对，美国更担心法国承认中国将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导致遏制政策破产，并将北京成功带入联合国。(20)就经济上而言，美国担心，法国给中国的技术援助和长期贷款，将大大改善中国的工业生产，甚至加速它的核计划。法国的这种经济行动也会诱使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采取同样的措施。(21)
    美国的反对不仅有出自对反共前景的担心，也有美法在越南实际利益的争夺。在美国看来，法国承认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为重返印度支那做准备。而自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开始在印度支那逐渐发挥主导作用，不愿让法国在这里重新出现。正如美国驻越南使馆发回的电文警告的那样，法国承认中国以及戴高乐要在东南亚扮演角色的行动，会给美国在老挝的地位提出问题。(22)
    美国还认为，法国承认中国对蒋介石集团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方面它会打击台湾的国际地位，影响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虽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确信主要追随国仍然会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支持美国，但法国对中国的承认使人们担心前法属非洲国家会改变态度，安理会中也可能会掀起反对台北代表权的风潮。为了保住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甚至不得不依赖像象牙海岸或挪威这样的小国家。另一方面，中法建交也会严重打击台湾的士气，从而对蒋介石的统治造成危机。总之，“法国在1964年1月27日突然宣布承认中共政权给‘中华民国政府’以沉重打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要维持遏制中国的岛屿链(台湾是重要一环)，还是要向其盟国展示美国的反共决心与负责精神，都要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国际地位，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因此，对台湾的打击也就成了对美国的打击，法国的行动“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23)。
    二
    为了阻挠中法建交，美国的干预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确知中法建交前，大约是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1月中旬，此阶段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继续维持不承认北京的立场；第二阶段是在确认中法将要建交后到法国与台湾断交(1964年2月10日)，要求台北不对法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以便给中法建交过程尽可能设置障碍；在此之后是第三阶段，尽量向其他盟国施压，禁止它们仿效法国承认北京，或缓和同“红色中国”的关系。
    早在1963年10月初，美国就开始试探法国是否想承认中国，并力图施加压力。10月7日，国务院为肯尼迪总统与法国外长顾夫会谈而准备的谈话要点中明确列出：美国应该试探顾夫在承认中国问题上的观点，指出由于中共倡导暴力革命，因此应阻止中共力量的增加，限制他们的国际影响力。(24)不过，后来会谈中并未过多涉及中国，这些谈话要点未能用上。
    1963年10月富尔访华虽然是秘密的，中方也尽可能地予以保密，但西方媒体还是从中感觉到了些什么。富尔访华时，中方领导人的频繁接见等种种超高规格的待遇，不能不给众多媒体遐想的空间，当然也不排除法国有“放风试探”的嫌疑。富尔来华前曾到柬埔寨访问，当地亲美的法文报纸《真实报》发表该社巴黎特派员的通讯，称富尔访华是戴高乐计划中的一部分，行前曾与戴高乐共进午餐，得到戴高乐的秘密训令，“好像富尔将与毛泽东主席讨论法国承认中国问题”，富尔的任务将是向中国解释法国不能接受与台湾断绝关系的要求。富尔访华结束后，法国舆论报道说，富尔此行负有“半官方使命”，即“为中法两国互派大使开道”，而访问结果是两国关系“实际上大为推进”，中法建交不会太久，也不会太快。(25)如前所述，富尔访华引起了美国中情局的高度重视，美国把这当成是戴高乐正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的表现之一，并认为戴高乐可能在“最近”承认中国。(26)
    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总统。舆论报道和中情局对中法将要建交的情报评估，让美国约翰逊政府对法国将采取行动的担忧急剧增加。1963年12月5日，美国驻法大使波伦拜见戴高乐，询问中国问题。戴高乐不露声色地表示，他“目前”并未打算进行诸如建立外交关系之类的步骤，但“或早或晚”不得不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27)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巴黎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再次就中国问题同戴高乐进行交谈。戴高乐指出，孤立中国对西方并无好处，而如果西方在将来某个时间与中国建立关系，则可能让中国摆脱好战局面。腊斯克直接询问，根据他的理解，“法国正考虑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戴高乐对“建交的时机”有什么想法，“以及这还需要多久会成为现实”。戴高乐推说他无法回答这种“有关将来的问题”，但保证在采取任何此类行动之前会通知美国。(28)戴高乐的这番话当然不能解释成法国“目前”不想承认中国，但美国国务院却在次日发言宣称，美国已经得到戴高乐的保证，法国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计划，以此向法国施压。这一说法遭到法国否认。法新社在18日发表声明，确认法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保持着行动自由”(29)。这是美法围绕承认中国问题的首次公开争论。
    1964年1月上旬，美国通过两个渠道确知中法将要建交的事实。其一是正式的外交渠道。1963年12月，约翰逊指示驻法大使波伦，让他设法查明法国将承认中国的传闻“是否属实”。于是，波伦向法国外长顾夫提出了这个问题。(30)1964年1月7日下午，顾夫告知，法国已在“原则上”做出了承认中国的决定，但时机与条件尚未确定。顾夫说，不同这样的大国建立关系是“荒唐的”；法国也能同中国发展有利的贸易。(31)其二为公开渠道，就是富尔的发言。1月9日，中法在瑞士达成正式建交协议。同一天，富尔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就中法建交一事作了全面的阐述。富尔说，法国并未承担与台湾断交的义务，在台湾设立领事馆纯属法国政府的事，甚至暗示一旦台湾独立成立不挂“中国”招牌的政府时，法国也可予以承认。(32)这是富尔访华后首次向报界就中法关系发表详细讲话，实际上把中法不久要建交的消息公之于众。富尔的谈话在《费加罗报》上刊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浦斯立即发表公开声明，“十分明显，我们认为，法国如果承认中国，将不利于我们或其他自由国家，美国反对承认共产党中国。”他还声称，他的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一些准备承认中国的非洲国家。(33)
    1月15日下午2时15分，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国：法国内阁已决定承认中国，随后几周内两国将发表建交公报，公报发布后，三个月内互换大使。阿尔方强调两点：第一，法国并未接受北京的条件，也就是说，除非台湾选择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法国不会与台断交；第二，在联合国问题上，法国并未妥协，也未做出决定。美国代理国务卿哈里曼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法国的这一决定同美国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冲突”，法国“正在加强我们的敌人”，而这一行动给法国带来的，除了是体现法国所宣称的独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34)
    当天，美国政府紧急磋商如何应对法国的承认行动，最终决定以国务卿而不是总统的名义向法国提交正式抗议照会。(35)下午4时30分，约翰逊在同参议员小拉塞尔(36)的电话交谈中说，现在的问题是给强烈的抗议还是仅仅让政府抗议一下，他自己赞同后者，让国务卿签署一下政府抗议，希望法国不承认中国或推迟承认。而戴高乐对此根本不会在意。他无奈地说，我们无法控制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无论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小拉塞尔对此表示赞同。这些抗议的目的仅仅是做个样子，表明美国态度而已(37)。既然明知戴高乐不会理睬美国的反对，为何还要抗议？这里关键是要做个姿态。如果美国不抗议，其他国家可能就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它们跟随法国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如果美国给予应有的反对，其他国家顾及美国的态度，可能就不会与中国建交。两个小时后，约翰逊在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的电话交谈中，讨论了是以总统名义还是别的名义给法国递交抗议照会，邦迪建议还是以政府名义为好，“仅仅是为了表示遗憾，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留个记录，以免让在巴黎的人士说我们未曾抗议。这就是照会的全部目的。”总统说，戴高乐准备承认中国，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根本操纵不了。(38)
    1月15日的这个决定是美国第一阶段干预行动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的行动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其目的是阻止法国的承认行动；而在此之后，更多的则是做给其他盟国看的“象征”意义。当日，邦迪在同阿尔方的会晤中，调子明显缓和了很多。他表示虽然“美国政府改变不了法国的决定”，但还是“不希望”法国同中国建交。(39)16日，美国向法国提出抗议照会，说法国的行动有违“自由世界的安全与政治利益”。17日，国务卿腊斯克继15日哈里曼以“个人立场”表示抗议后，开始以“官方立场”批评法国的决定。(40)此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再未就中法建交发表公开的评论。1月25日，约翰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已经告知法国其承认中国对联盟及自由世界的影响，剩下的要靠法国决定，它要为其外交负责。(41)27日，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法国的决定是一个“不幸的步骤”(42)。腊斯克在向公众和盟国解释美国的这种立场时表示，法国承认“红色中国”将使得北京认为它的扩张政策已经取得成效，导致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进一步扩张。(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