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8—12页；《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057503。
    (53)戴高乐：《书信、札记、文稿(1964年1月-1966年6月)》(Charles De Gaulle, Lettres, notes et carnets, janvier 1964-juin 1966)，巴黎：1987年版，第22—23页。
    (54)关于贝志高(Zinovi Pechkoff)台湾之行的相关情况，可参考陈欣之：《法国戴高乐政府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之回顾》，(中国台北)《问题与研究》第36卷，1997年第7期，第67—69页。
    (55)《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15页；(中国台北)《“中央”日报》讯：《我坚决持基本国策，反对两个中国谬论》，(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1月24日，第1版。
    (56)《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560409—CK3100560411。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该信的原件，而只是看到信的英文译件。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曾向美国“驻台使馆”口述了该信的内容，而美方“几乎一字不漏”地加以记录并传回国内，因而可以得知该英文本应该与原本相差无几。
    (5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12—13页。关于肯尼迪向蒋介石做的口头许诺，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年》第22卷，第160页。
    (5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13—14页。
    (59)(中国台北)《“中央”日报》讯：《法竟承认奸匪伪政权，外部昨提严重抗议，法应对后果负责》，(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1月28日，第1版。
    (60)《邓小平总理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贝尔纳等谈话记录(中法关系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1964年1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2005-01，第4—5页。
    (61)《毛泽东主席接见以贝尔纳为首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中法关系和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及外交部就此事给各驻外机构的通报电》，1964年1月30日-2月20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2005-02，第4页。此次谈话记录的节录也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525页。
    (62)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黄舍骄主编：《春花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43页；新华社摩加迪沙六日电：《周恩来总理答法新社记者问》，《人民日报》1964年2月7日，第1版。
    (63)戴高乐：《书信、札记、文稿(1964-1966年)》，第32页。
    (64)(中国台北)中央社巴黎六日合众国电：《法国负责人士说戴高乐与中国即将断绝邦交》，(中国台北)《自立晚报》1964年2月7日，第1版。
    (65)(中国台北)中央社讯：《我“外交部”反对两个中国谬论》，(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2月8日，第1版。
    (6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22页注释2。
    (67)(中国台北)《“中央”日报》讯：《我国“政府”发言声明，宣布与法断交邦交》，(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64年2月11日，第1版。
    (6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第13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95年版，第10—12页。
    (69)汉斯-彼得·施瓦茨主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档案集1964年》(Hans-Peter Schwarz, Hrsg, Akten zur auswrt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64)第1卷，慕尼黑：1995年版，第42—45页。
    (70)《我同西德关于两国贸易关系问题在瑞士会谈情况》，1964年2月9日-12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296-03。
    (71)潘琪昌：《伯尔尼会谈——中德关系上的一段秘史》，刘立群、孙恪勤主编：《新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纪念中德建交三十周年》，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7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第15卷，美国政府出版局1999年版，第111—120页；《我同西德关于两国贸易关系问题在瑞士会谈情况》，1964年2月9日-12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296-03，第51页；《关于同西德政府代表就两国贸易关系问题继续会谈的请示》，1964年6月25日-12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296-02，第12页。
    (73)《中法建交情况和有关问题及中央批示(法国官方及世界各国的反应)》，1964年1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10-01998-01，第41页。
    (74)《关于日本驻外国外交官与我驻在国外交官接触事》，1964年1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05-01656-03，第4页；《数字化的国家安全档案》，档案编号：JU00307。
    (7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1968)第29卷第2部分，美国政府出版局2006年版，第7—8页。
    (7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29卷第2部分，第9—10页。
    (77)1964年4月，中日签订了相关协议，决定中方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立“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处”，双方还决定互派常驻记者。协议全文，见《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关于互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处、交换记者和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1964年4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档案号：105-01299-03。
    (7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年》第30卷，第8页。各国“劝说”法国的主要理由基本相同，如强调“共产党中国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但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又略有差异。例如联邦德国批评法国承认中国的举动没有按照《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规定提前同自己商量，并担心此举可能会引发民主德国问题。汉斯-彼得·施瓦茨主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档案集1964年》第1卷，第42—45、96页注释31；法国外交部编：《法国外交文件集1964年》第1卷，第166—167页；《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档案编号：CK3100366591—CK3100366596；CK3100357447—CK310035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