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美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干预行动的失败，说明美国也控制不了法国的外交政策。戴高乐决心打开中法关系大门，不会顾及美国的态度，更不会顾及这种行动对台湾的影响。在正面干预中法建交的行动失败后，美国开始尝试向其他盟国施压，试图限制中法建交的负面影响。干涉中德伯尔尼会谈和阻挠中日接近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事例。
    1964年2月，腊斯克与北约秘书长斯蒂克的谈话中不只一次指出，他正在考虑准备一份文件，评估一下诸如法国承认北京一事对美国支持北约地位的影响。以往这种文件都是问：“美国打算对北约做什么？”而这份文件打算寻找“北约打算对美国做什么？”此类问题的答案。(68)美国的这番话指向之一是联邦德国，因为联邦德国正酝酿改变对华政策。1964年1月15日，法国也将中法即将建交的消息通知联邦德国(69)。中法建交后，联邦德国指示其驻外机构，详细搜集驻在国政府对中法建交的反应。联邦德国一方面想利用时机，在德国问题上得到中国的支持，间接地促进苏联态度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想获取经济利益。1964年2月，联邦德国东方委员会主席沃尔夫在政府授意下，拜访了中国驻瑞士使馆，寻求中德政府间签订官方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协议内容包括互换商务机构等问题。5月中旬，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Ludwig Erhard)发表声明，同意与中国进行接触。5月29日，中德两国在瑞士伯尔尼的使馆人员进行首次会谈，就签订官方贸易协定交换意见。(70)
    但联邦德国不敢像法国那样，背着美国同中国接触。1964年5月12日，联邦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卡斯滕斯向美国通报，联邦德国打算同中国签订一项政府级别的易货协定。美国立刻表示遗憾，认为这对中国是道义上的支持，将提高中国的地位，要求联邦德国在采取重大行动前一定要通知美国。联邦德国连忙通知其驻伯尔尼大使，下次与中国的会晤要等到联邦德国总理访美后再定。(71)6月12—14日，艾哈德携外长施罗德访美。约翰逊向艾哈德批评了法国，说法国承认中国不仅给美国政府制造了困难，也引发了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的问题，借机向中德接触施压。艾哈德和施罗德则向美国保证，与中国的接触是民间的而不是政府性质的，联邦德国不会做任何引起美国难堪的事情；不会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在此类问题上将会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非常有限，在与美国磋商前不会扩大，也不会设立任何贸易机构。随后，艾哈德在美国记者招待会公开重申了这些保证。(72)美国的干涉恶化了中德在伯尔尼首次会谈中的友好气氛，随后的形势急转直下，以后的三次会谈总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如第一次的时间长，而且越谈越僵，最终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日本对中法建交反应强烈，震动很大。在日本政府内部、执政党、社会党和统治阶级中引起很大波澜，要求日本采取类似行动的压力大大增加。日本舆论一致赞许法国同中国建交的决定，纷纷要求日本政府也行动起来，迅速决定同美蒋的关系，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73)在具体行动上，日本驻外使馆人员一改过去对中国外交官不理不睬的态度，主动表示友好。在南斯拉夫，日本记者请中国记者吃饭，使馆文化参赞、政务参赞和一等秘书等积极同中国驻外人员接触。日本还向美国提出，日本希望能采取某些“两个中国”之类的解决办法。(74)
    如同联邦德国一样，日本的中国政策也深受美国影响，没有美国的首肯，日本不可能在承认中国问题上有所作为。1964年1月22日，日本政府专门举行内阁会议予以研究，但会议未能对建交做出决定。2月27日，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单独召见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向他陈述说，法国承认北京已经对日本公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而增加了对日本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些建议，如扩大贸易、互派贸易代表、开辟两国航线、互派记者上表示立场。池田承认，“这些建议中的某些部分有一定的价值”，但日本“并不希望与美国的步调严重不一致”。池田小心翼翼地提出，他认为日本同意互派记者可能是明智的，只要北京与美国也互派记者即可。池田深知美国的立场，在承认问题上表现了低姿态。池田说就算日本是最后一个承认中国的国家，他也不介意，他的依据是“在戏上演之初，主角并不需要出现”。池田希望能尽早收到美国对互派记者建议的表态，并在“不为任何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转达给他。(75)3月5日，赖肖尔向池田转达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的观点，美国并不反对池田关于互派记者的建议，但对于日本可能承认北京一事，腊斯克明显态度强硬得多。“核心问题是日本对自由世界的利益和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并不是去小心提防美国的问题，而是涉及保卫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安全和稳定这一日本核心和至关重要的利益上。我非常希望两国政府能就此事的所有重要方面保持最密切的接触。”(76)由于美国的干涉，日本未能将承认中国问题提上正式日程，只是推进了半官方的计划。(77)
    不仅联邦德国、日本如此，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一些非洲国家，都感受到美国的压力，在缓和对华关系上有所顾虑。美国还要求其中的部分国家规劝法国，承认中国弊大于利。根据腊斯克向台湾提供的情况，联邦德国、意大利都做过法国工作，日本在此事上更是出力颇多(78)，以致为了解释自己的立场，法国当时的亚澳司司长后来曾任驻华大使的马纳克到西欧游说“几乎磨破嘴皮”(79)。
    美国阻止盟国跟随法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中法建交可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消除了对美国而言的某些“负面影响”。1964年1月22日，澳大利亚外交部一份题为《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的报告中提到，澳大利亚曾收到美国提供的一份可能发给了各个驻外机构的电报，其中强烈反对法国的行动。澳大利亚认为，美国这是想游说其他国家不要跟随法国，并要求盟国给予援助，既然“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可能成为一个激烈的、情绪化的问题”，那么给承认北京运动增加任何动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文件建议，在公开表态上，澳大利亚应该声明，由于北京对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态度，“澳大利亚并未考虑迅速改变其承认(北京)的政策，也不认为这种改变是可取的”。(80)后来意大利外长萨拉加特在访问法国时就表了态，考虑到联盟的团结，意大利不准备承认中国。(81)联邦德国特别担心法国承认中国对美法关系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德美、德法关系。但无论如何，联邦德国都会选择美国。艾哈德向戴高乐指出，中共正在卷入其中的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生死攸关”，在这种情况下联邦德国必须忠实于它的盟友。(82)
    五
    中法建交是中法两国从各自考虑出发采取的建设性步骤，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双边关系的范围”，是“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83)。中法关系缓和本身就是对亚洲和平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因而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中法建交冲击了美苏冷战两极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趋势发展，这符合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更为重要的是，中法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通过建交发展友好关系，证明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而且对世界政治也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在1949-1968年这20年的历史中，美国从反共意识形态出发，不仅自身采取对华遏制与孤立政策，而且强烈反对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法国承认中国事件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因此受到美国的反对是必然的。美国认为戴高乐的行动源于其大国地位的诉求，也有想要重返印度支那地区的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担心，如对法国承认中国事件听之任之，会导致美国遏制中国的链条上打开大缺口；而法国想在印度支那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也不愿看到。冷战思维与现实利益的纠葛，使得美国采取了反对中法建交、限制中法建交影响的种种举措。
    从局部的和短期的效果来看，美国第三阶段的干预行动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它导致联邦德国、日本改善对华政策的行动裹足不前，让与美国有重要利益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澳大利亚、某些非洲国家暂缓了各自承认中国的计划。但是，建立在过时的遏制战略上的这种决策，其最终失败是无疑的。美国既无法阻止中法建交，也无法遏制中国影响的日渐扩大。仅仅在1964年一年中，就有6个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1964-1965年，中意、中澳相继达成互派商务代表的协定，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84)这种情况正如腊斯克所描述的：“如果巴黎与中国建交，我们很快将面临一些非洲国家、比利时、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国家承认北平的危险。……法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如果大坝上出现这个洞，洪水将很快穿过。”(85)中法建交也冲击了美国国内舆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在1964年就开始抨击美国对华僵硬政策。1966年又举行对华政策听证会，学术界人士提出应该对中国采取“遏制而不孤立”政策。(86)实际上，美国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遏制中国的困境，约翰逊私下里就同意：如果美国在三四年前承认北京，事情也许会好一些。(87)然而，囿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约翰逊政府仍不愿改变对华政策。至于美国为何此时还维持对华遏制与孤立战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总之，从这一过时的战略出发制定的阻挠中法建交的政策，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