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如约翰逊所感叹的，美国对戴高乐施压的行动，不会起到什么效果，中法建交的大势也确实是美国所不能阻挡的。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44)28日，中国政府单独发表声明，表明中国在台湾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企图。(45)3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巴黎和北京已经同意交换大使”(46)。
    虽然戴高乐从酝酿与中国建交一开始就清楚，牺牲台湾是建交的必要条件，但他碍于情面，不愿主动与台湾先断交。无论对内对外，戴高乐政府一直宣称，法国在建交问题上没有承担义务：法国不会主动与台北断交，也没有答应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帮助北京。1月15日、17日法国驻美大使曾多次向美国强调，法国没有在台湾以及联合国问题上承担义务。(47)22日，法国外长顾夫在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上也重申，法国同中国建交是“无条件的”(48)。建交公报发表后第三天，法国政府发言人再次声明，法国承认北京并没有条件，法国看不出有同台湾断交的理由。(49)
    法国的这些言行给美方的感觉是，巴黎与北京都认为中法如果建交，台湾会主动与法国断交，从而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台湾不主动断交呢？一定会给中法建交一事带来极大的麻烦。大陆对法国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予以默认，那么就可以解决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难困境；而如果北京极力施压，要求法国与台断交，但法国不允，则会造成中法不和，会使建交功效打折扣；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即便台湾不断交，法国在北京压力下，与台湾主动断交，这样就会让中法建交冲击的负面影响降低。因为人们明白，与北京建立关系就要以牺牲台北为代价，这是许多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台北的背后是华盛顿。
    1月15日，邦迪向总统提出了让蒋介石不与法国主动断交的建议，并把此作为能使戴高乐受点挫折的“唯一机会”。既然北京的态度是不能承认一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那么若蒋介石采取不断交的态度一定会给北京增加负担。这种政策当然不合蒋介石的口味，但他的政策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一建议立刻得到约翰逊的首肯，他同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台交涉，“仅仅告诉蒋我们所想的”(50)。16日，约翰逊致信蒋介石，建议不要对中法建交采取“报复措施”，毛泽东无疑在赌“贵国政府会主动断绝与法国的关系”，“您的耐心将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尴尬，将会大大减少中共想通过与法国建交达到的预期目的”。(51)18日、22日、24日，腊斯克和邦迪多次会晤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力陈不采取报复行动的好处，要求台湾直到中法互换大使，才根据“当时的环境采取自己的行动”(52)。
    大约在1月中旬，蒋介石才确切地知晓中法即将建交的事实。1964年1月15日，戴高乐致函蒋介石，告知法国将在最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没有提与台断交。(53)戴高乐派遣原自由法国驻重庆代表贝志高作为特使前往台湾，把信直接交到蒋介石手中。(54)收到信后，蒋介石连日召开党政高级会议，苦思对策，最后仍决心反对“两个中国”。因为如果对法国的承认行动予以默认，无异于推翻了中国台北当局宣称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的理论，于法理上说不过去。21日，国民党当局所谓的“外交部”发言人孙碧奇接见记者时，极力强调反对“两个中国”的态度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改变；23日，蒋介石的“行政院长”严家淦向美日记者表示，法国如果承认中共，必将危害世界安全，“两个中国”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55)但应该注意到，在私下里，蒋介石并不愿对法国采取强硬措施。他在给戴高乐的复信中，只是以英国和印度的例子劝告法国承认北京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并且“将为法国自身放弃对非洲国家的领导权敞开大门”，劝戴高乐重新考虑承认行动。这封信里没有出现反对“两个中国”的言论，也没有威胁采取“报复性”措施。(56)
    蒋介石虽然并未死守“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对美方的不主动与法国断交的建议，却没有立刻答应。之所以如此，是想从中捞取点外交好处，比如让美国重申“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之类。但美国不愿做出此种保证，反而决心给台施加更大压力，迫使台湾就范。为此，美国派出中情局二号人物、原台北站站长克莱因前往台湾，解释美国的立场。在克莱因临行前，美国政府曾争论过对台北是用大棒，还是给胡萝卜。少数人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甚至向蒋介石再次保证肯尼迪政府在1962年外蒙古危机中所做的一切，例如将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使用否决权来阻止中共加入联合国；以美国国务院为代表的多数人认为，如果局势对美国极为不利时想在联合国实行一个更灵活的战略的话，这将剥夺美国的行动自由。最终，克莱因的权限仅在讲述美国的立场，而没有任何谈判或做交易的权力。如果台湾不愿合作，美国就威胁撒手不管了。(57)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当日，克莱因到达台湾，与蒋经国举行三次面谈。在美国压力下，台湾答应将根据法国承认声明的性质来采取行动。如果法国宣布与台断交，那就什么也不用做了；如果法国的声明模棱两可，台湾将考虑美国的建议。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不主动断交的建议。(58)当天夜里，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紧急召见法国“驻台代办”萨拉德，对中法发表建交公报一事提出“严重抗议”，称这是“极不友好的行为”，但丝毫没有提到与法国断交。(59)而法国政府虽已宣布承认中国，但也仍然维持着同蒋介石政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造成了“两个中国”的局面。
    中国对法国的暧昧立场表示不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反对“两个中国”，并将此同互派大使联系起来。1月29日，邓小平副总理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美国一直阻挠中法建交，在建交公报发布前，是对法进行威胁；而此之后，则是想利用“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来制造障碍，竭力鼓励台湾蒋介石的代表赖在巴黎，但“我们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也不可改变”(60)。30日，毛泽东在接见该团时也强调：“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61)2月3日，正在索马里访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是在记者招待会上，继而是接受法新社总编辑特赛兰采访时，两次讲话表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政策。(62)
    北京的反对击中了巴黎的痛处。酝酿改变对华政策是戴高乐主义大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国不可能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了中法关系的正常发展。法国虽一再强调没有承担与台湾断交的义务，不过戴高乐一直希望，蒋介石能“知难而退”。戴高乐1月15日给蒋介石的信以及31日的记者招待会都有诱使台湾主动断交的想法在内。然而蒋介石受到美国“点化”，决心对此充耳不闻，台湾驻巴黎“使馆”人员仍然照常上班，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一面是北京的极力施压，一面是台湾的默然承受，巴黎处在了一个尴尬的地位。2月6日，戴高乐决心来个了断，他在当天给顾夫的手谕中说，“对我们来说，有理由不承认台北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63)当日，法国政府告知台湾当局，即使台湾不先采取行动，法国仍将与台断交，这是“不可避免的”，并在“近期内”即将实现。(64)但对巴黎如此明显的表态，台北仍不为所动，除了再次申明反对“两个中国”概念外，对法国将主动断交的传闻不予置评。(65)10日，法国驻台“代办”向台“外交部”递交了口头声明：“法国将与北京互换代表，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到达，法国将认为他是中国的代表；相应的，‘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将丧失其‘代办’资格。”(66)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不得不于当天夜里发表声明，正式与法国断交。(67)随后，中法关系顺利发展，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于5月27日抵达北京，31日向中方递交了国书；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6月2日到任，7月6日向法国递交了国书，中法建交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