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分配和消费实际上与专业化生产是共生的：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必然会出现产品的分配和消费问题，因为专业化生产的产品不是仅供生产者使用的；反之，确认了产品分配和特殊消费群体的存在，也就等于确认了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专业化生产，就只会有自产自用的产品，不会有供分配和大范围消费的产品[33]。微观而言，聚落内部的产品分配和消费情况可以由遗物在居址和墓葬中的分布推测。例如，如果奢侈品只在大型房屋和高等级墓葬出现，则可推测社会上层掌握着奢侈品的分配，并且是奢侈品的主要或唯一消费者。宏观而言，区域性的产品和分配情况可以从大范围的遗物类型学研究和原料产地分析研究获得。
    在实际应用中，上述标准是被结合使用的。如果单纯要确认专业化生产存在与否，有时一两个指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但若要探讨专业化的程度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则必须综合考虑生产系统的各个方面。例如，如果对陶器标准化程度的研究表明标准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则可以推断已经出现专业化的陶器生产。但只有结合陶窑在聚落中的分布情况，才能推测专业化生产是由各家庭自主经营还是受到某些特殊家庭的控制。因此，对任何一项个案研究，都要尽量获得各生产系统要素信息，以求对生产专业化情况有更全面的认识。
    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的第三方面进展是解释理论日益多样化。
    据考斯汀的总结，影响广泛的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态学、政治经济学、正统经济学、社会能动力（social agency）和性别理论等几类[34]。但归纳起来，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试图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进行政治性的解释（political explanation），强调专业化是社会上层政治日程中的一部分。是他们为获得并保持财富和权威而使用的策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能动力的观点大致可以归入此类。第二类试图进行经济性的解释（economic explanation），认为专业化是为了满足人们提高效率、增加产量等经济要求。文化生态学和正统经济学的观点可归入此类。
    两类观点的兴衰与整个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大体同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流行时期，人类学和考古学家倾向于把人类社会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35]。动物可以进化出保暖的皮毛抵御寒冷，人类可以制作衣服、建造房屋，利用其“文化”渡过严冬。人类社会既然与植物和动物群落本质相同，自然也可以向利用自然科学手段研究动植物群落一样，更“科学地”研究人类社会，而“科学研究”的结果，自然是得到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规律。在此学术背景下，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经济性解说自然更加流行，专业化生产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在所处自然环境、对原料的接近程度和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等方面都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采取的效率高、收益好的经济策略[36]。
    20世纪70年代以来，强调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文化的能动性和各文化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的后过程考古学日渐兴旺[37]。政治性解释大行其道。经济性解释的公式化倾向被严厉批评，并被学者们指责为削古代社会之足适现代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之履。个人欲望代替环境压力成了学者们解释各种社会演变的起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即已经提出的著名命题：“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8]成为研究的基础，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被认为是社会上层在获得财富和权威的欲望的驱使下控制资源、操纵劳动力、垄断技术和独占显示身份的高级产品的结果[39]。研究者强调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也是社会和政治行为；手工业产品因此承载着社会内涵，手工业生产不仅是要制作出有用的东西，也是把意识形态转化为别人可以“经验”的实物，是意识形态的“物化”。在后过程主义提倡历史性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各复杂社会中，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各复杂社会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也会各具特色，有的侧重独立的生产，有的侧重附庸的生产，有的两者并重。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在社会演变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
    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断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丰富和变化，但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一直呈日益增强的趋势。恩格斯和柴尔德在其经典性研究中开创的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与复杂社会演变密切结合的模式被继承下来，并不断发展。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已成为对复杂社会产生和发展及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国内研究回顾
    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中声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40]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一直继承了这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优良传统。做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问题自然广受重视。学者们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下面就从这两方面进行评述。
    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影响，国内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讨论大多是与关于文明起源或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密切联系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史前文化区系类型框架的基本建立[41]，随着辽西、长江下游等地区的重大发现[42]，文明起源迅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题[43]。学者们在论及文明起源时，多提到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问题。1989年召开的颇具影响的“中国文明起源学术座谈会”上，即有学者提出，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是权力机构对食物、原料和奢侈品等有再分配的权力，有一批脱离基本生活品生产的专业人员如手工业工匠、商人、官员、军人和巫师等[44]。
    苏秉琦在其一系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论述中，一再强调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作用。他指出，农业技术的更新和家务劳动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男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手工业也成为男性展现才能的专门领域。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群的基本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是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快轮制陶技术的出现是专业化陶器生产出现的标志，随之而起的是石器制作、制玉和金属专业化生产的出现。专业化的发展伴随着工匠的流动和相关文化因素的传播，促进了经常性的商业交换，诱发了武力掠夺[45]。专业化生产或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密切相关。例如，没有社会分工就不会有玉器生产，没有社会分化也就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46]。社会出现了真正的分工，随之就有分化，人也就有了文、野、贵、贱之分。专业化生产出现的时间相当早，七八千年的辽西地区已经到了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由查海和兴隆洼遗址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特殊的生产部门，石器生产的专业化，制陶技术明显改进，社会大分工已经形成，社会大分化已经开始。阶级产生于分工，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这是由氏族到国家产生的一般道路，燕山南北地区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模式中的“原生型”[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