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者在论及文明起源时也多列举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为进入文明门槛的标志之一。严文明认为，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的龙山时代，生产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制作小件铜器、制陶、制玉等手工业，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财富进一步被贵族垄断[48]。张忠培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左右，黄河、长江中下游和辽西地区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其表现之一就是原有的劳动门类更新了技术，同时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技术、生产和经济获得了纵深发展。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男性内部劳动分工的发展，专业工匠出现。分工导致了家族之间进一步分化[49]。全面论述中国文明起源的专著《中国通史·第二卷》中，有相当一部分章节讨论生产技术的发展和分工问题。该书认为，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石器制作水平提高；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对于陶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陶器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陶窑扩大，轮制技术出现，产生了相对专业化的制陶人员。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陶器专业化生产继续发展，铜器、漆木器、纺织、玉石器等手工业兴起[50]。在另一部专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也单辟章节讨论“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认为古代文明与国家的物质基础是由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多方面构筑的。在龙山时期，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出现，已形成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既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陶器、石器制作，也包括与宗教、意识相关的玉器制作，还包括兴起不久的铜器冶炼等[51]。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直接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理论，将其直接运用到中国考古学实践中。这种直接运用在突出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对于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一是在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明晰定义缺乏重视和足够讨论的情况下，存在认为只有较发达阶段的手工业生产才是专业化生产的倾向。国内学术界关于在中国考古学的特定情况下如何定义专业化生产的讨论如凤毛麟角[52]，因为恩格斯在其经典论述中认为专业化生产出现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并与社会复杂化密切相关，主流意见认为专业化生产在公元前3300前后萌芽，在公元前3000前后开始的龙山时代得到快速发展，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社会复杂化过程大体合拍。苏秉琦提出的距今七八千年辽西地区即已经出现玉器和石器专业化生产的见解并没有得到重视。对公元前3300年之前的专业化生产情况忽视，使得整个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研究缺乏时间纵深，难以对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难以深入理解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过程。
    二是缺乏对各主要史前文化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特征的研究。目前的有关论述大多是非常宏观的，笼统地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存在与否当作判断社会复杂化程度或是否进入文明门槛的一项指标。论者一般只是对与陶器、石器、玉器、冶金等方面的考古资料做宏观分析，得出这些生产部门是否存在专业化的结论。造成各地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形式和内容大体相同，在当地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扮演相似角色的印象。苏秉琦曾指出，在家族、氏族仍是维系人群的基本社会组织的情况下，手工业分工往往表现为家族、甚至是氏族之间的劳动分工。这类似西方学者定义的初级专业化生产或家庭型专业化生产。但这一论述并没有进一步转化为明晰的定义，也没有引发对专业化生产进行分型分式、分区分系的研究。独立型专业化生产和附庸型专业化生产的划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研究状况使我们难以认识各地区手工业专业化形式的独特性，也会影响我们对各地区复杂社会的独特性的理解。而对各地区独特性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我们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应该特别关注的[53]。
    三是缺乏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动因的深入探讨。学者们多认为专业化生产的出现是农业生产发展，剩余食物充足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日用陶器的专业化生产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玉器等奢侈品的专业化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上层的需要，这兼顾了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但相关论述都是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展开讨论。尤其缺乏的是以坚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的对不同文化区的重点聚落、重点墓地或重点区域的个案研究，这使得我们难以深层次地探究各地区独特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进程，以及独特的专业化进程对独特的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以考古学资料为基础，多学科结合认定和分析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方法作出了许多探索，成果丰硕。
    对墓葬随葬品的分析是认定专业化生产者身份的主要方法。严文明曾指出，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墓葬随葬有数量极多的陶器。如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1号墓随葬陶器119件，临沂大范庄遗址17号墓随葬陶器85件，莒县大朱村遗址一座墓葬中单是高柄杯就有103件，“如果死者是某种专业化的陶工，陶器是他用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财富，那么死后用这么多陶器随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54]。”张弛认为江苏南京北阴阳营遗址145号墓中随葬了18件石钺，其中7件为半成品，还出有条形磨石和管钻石芯各1件，墓主人应是一位擅长制作石钺的匠人[55]。
    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日益推广，原料产地分析近年来在国内取得了很大发展[56]。中子活化分析被运用于陶器成分分析中以确定陶土的产地[57]，铅同位素分析被用于青铜器原料产地的认定[58]，矿物成分分析被用于玉器的产地认定[59]。虽然因为多种技术上的原因，也由于许多研究刚刚起步，这些方法目前不能完全确定各种手工业产品的产地问题，但它们提供了大量基础性数据，为更全面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对于生产技术的研究也是国内开展较早且成果丰硕的领域。学者们对陶器的模制法[60]、慢轮修整法[61]、快轮拉坯成型法[62]、彩绘法[63]、施纹法[64]、烧成法[65]都进行讨论。对于大溪文化蛋壳彩陶[66]、龙山文化蛋壳黑陶[67]等精美高级陶器的制法更是有专门研究。研究中包括以试验考古方法复原古代工艺[68]，也包括通过民族学调查推测古代生产情况[69]。对玉、石器制作技术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目前对玉器制作的各个步骤，包括线切割[70]、片切割[71]、砣切割[72]、管钻[73]、实心钻、刻纹[74]、剖光都有专门研究。对玉器钻孔的试验考古表明，以硬度为7度的燧石徒手在l小时内可以钻通厚度2毫米的岫岩玉[75]。青铜冶炼技术是生产技术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学者们对早期青铜器的选材、冶炼[76]和锻造法[77]等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