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迹、遗物的空间分布的研究来判断专业化生产的存在和其组织形式是国内流行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遗物和遗迹的分析，学者们在长江中下游辨认出一系列与玉、石器制作有关的遗址。峡江地区的诸多大溪文化至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石器制造场遗迹。宜都红花套遗址内发现多处石器制造作坊，出土数以万计的石器、残石器、石器半成品和石片等石制品。其中作坊H1就出土有石制品1500件[78]。宜昌杨家湾遗址东北部一处花岗岩原生台面被确认为石器制造场，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石片、石核、石坯和成形的石器遍地都是[79]。巴东官渡口遗址发现面积20平方米，厚度在0.5～1米的石料、半成品和成品堆积[80]。类似的遗址还有枝江马家溪遗址等[81]。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峡江地区这些面积较小，可耕地资源贫乏的聚落可能共同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石器生产加工聚落群，其产品远销峡江地区之外[82]。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被确认为一处重要的玉器加工场。该遗址发现各类石制品50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石钻、刮削器等，还发现有切割痕迹的玉料[83]。在长江沿岸11千米范围内，发现有类似遗址7处，与磨盘墩共同形成了玉器加工聚落群。此外，有学者通过聚落中陶窑的分布情况对陶器的家庭式专业化生产的情况作出了分析[84]。
    对手工业产品标准化程度的分析在国内刚刚起步，但相关研究已经显示陶器的标准化程度似乎有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而增强的趋势[85]。
    对手工业产品分配和消费的研究开展比较普遍。微观研究，即根据遗物的在房址和墓葬中的分布情况对聚落内部的产品分配和消费情况的研究比较薄弱。但宏观研究，即通过区域性的大范围的遗物类型学研究和原料产地分析研究分析某地区的产品分配和消费情况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有学者指出，苏皖地区的典型石器出现在两湖地区的划城岗等遗址、汉水中游的下王岗遗址、淮河流域遗址、江浙地区的崧泽文化遗址，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范围广大的石器交易网。高等级石器如朱绘多孔刀等在原产地见于普通墓葬，而在远离产地的划城岗、走马岭等遗址则多见于高等级墓葬中，这说明远途贸易而来的石器产品在两湖地区的聚落中已经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86]。
    三、国内研究展望
    由上面对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回顾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对加强我国的同类研究有启示作用。
    在理论上，国内学者虽然继承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优良传统，但缺乏结合中国考古学资料的理论创新。对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专业化生产状况的研究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正如苏秉琦所言，辽西地区自距今7000年以前的遗存中就有了专业化生产的线索。兴隆洼遗址M118内出土了900多片细石叶，其中195片出土在墓主身边，715片出土在填土中。墓主身边还出土有小石块，可能与细石器的制造有关。M118是兴隆洼聚落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其所在的F180又是聚落中位置显赫的房屋，M118墓主的身份应该非同一般。该墓中出土如此之多的细石叶不是偶然的，合理的推测是，细石器的生产可能被聚落中的上层人物控制[87]。兴隆洼文化的继承者赵宝沟文化的社会上层继承了控制细石器生产的传统。赵宝沟文化晚期的小山遗址F2中出土2482片细石叶和石核，该房址位于聚落的最高处，位置显赫，房屋的主人在聚落中明显居于领导地位[88]。对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址的深入研究应该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对各地区资料的综合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早期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情况有全面的认识，并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公元前3000左右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时，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复杂化的互动。
    长期以来，国内考古学研究习惯于印证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运用[89]，陷入苏秉琦所说的“怪圈”。区系类型观点的建立和创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虽然大多数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道路的独特性，但对各主要文化区的特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有学者主张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对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也应该提倡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各地区虽然在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专业化生产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但专业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有差别的。如有些地区可能更重视陶器的专业化生产，有些地区可能更重视玉器的专业化生产，有些地区可能更重视石器的专业化生产，有些地区可能以独立型的日用品专业化生产为主，有些地区则可能以附庸型的奢侈品专业化生产为主。对各地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道路的独特性的探讨可以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特殊性，对整个中国文明化进程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各地区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动因的探讨也应该在对基础材料作历史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不同地区促进手工业专业化发展的动力可能不同。峡江地区的石器工业可能主要是依靠其靠近原料产地的优势，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良渚文化的玉器专业化生产的快速发展则可能是为满足社会上层占有更多标志宗教和世俗权威的奢侈品的需求。
    在认定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存在、程度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上，也有可开拓之处，尤其应该关注的问题有：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专业化的程度和特征的分析；利用保存好、内涵丰富的考古资料作细致的个案研究。
    目前主要依靠墓葬资料确认墓主为专业化生产者，对墓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等问题没有详细讨论。这些工匠是独立从事生产还是受社会上层的控制，或者本身就属于社会上层，这些对理解专业化生产特性和其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关系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亟待深入探索。通过分析遗址的堆积情况详细探讨专业化生产的规模大小，是否有季节性等注重细节的研究也比较欠缺。
    对原料产地的分析方法已经相当丰富，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但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非常宏观的，而且基本是以自然科学分析为主体，只是简单套用与手工业生产相关的理论。加强微观研究，探讨遗址内部来自不同产地原料的分配情况，往往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Winter等学者对中美洲史前时代燧石工业的研究表明，聚落中的上层人士可能会控制燧石的原料来源，囤积原料，在需要时，将原料分配给其亲属进行燧石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聚落内各房屋发现的燧石原料因为是经过统一分配而来，在种类构成上会相近[90]。我国史前时代是否有类似情况，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考古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利用日益广泛，在对原料产地的分析中，更好地使自然科学方法融入到考古学研究中，仍然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生产枝术的研究存在着与原料产地研究类似的问题。对陶器制法、玉器加工法和早期青铜冶炼技术的研究也面临着如何与有关专业化生产的理论更好结合的问题。如果对生产技术的细节进行研究，依托良好的聚落考古资料，对某个聚落的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情况进行个案研究也会有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