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知道，“普通事实”都是以归纳方法从“特殊事实”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归纳所及的“特殊事实”数量有限，且一无反例，我们就可以用完全归纳或枚举法来概括它，如“汉武三大将皆由女宠”、“东汉诸帝皆不永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如果归纳所及的“特殊事实”数量无限，或有反例，那么我们只能用统计归纳法来概括它。实际上，历史学中使用较多的是统计归纳，因为社会历史领域，总存在着个别的反例。获取“普通事实”的目的是以理解社会的一般常态或一般状况，就此而言，个别或者少量之反例，可以忽略不计。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说西汉初年的将相大都出身低贱，这是一般常态，以表明西汉初年统治阶层的更新，至于个别人物而有例外（如张良），自可忽略不计。然而，在相当多的场合下，反例不为少数，忽略不计就容易出错。换言之，社会历史领域里的“特殊事实”复杂多样、正反并存，从中概括出的“普通事实”能否反映一般常态就甚难断言。昔日罗尔纲曾写过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他的老师胡适读后大为不满。胡适批评说：“这样的文章做不得，这样的题目不能成立”：
    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⑦
    与之相似的，还有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一段论述的批评。胡适说：梁先生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整千整万恭维婊子的诗，《金瓶梅》与《品花宝鉴》，壮阳酒与春宫秘戏图？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寡欲摄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而不看见无数的西门庆与奚十一；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诗里的乐天安命，而不看见他们诗里提倡酒为圣物而醉为乐境。⑧ 我们不妨说，“陶潜、白居易的乐天安命”是事实，“西门庆与奚十一的贪图享乐”也是事实，但何者能代表社会历史的一般常态？甚至从中可以归纳出民族文化里的主导意识？论者一定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且我们也难以做出谁对谁错的检验判断。
    又如《三国志》诸葛亮本传载其上后主表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吕思勉有《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札记一则，说此事“读史者以为美谈”，但在“当时能为此者，非亮一人也”。如夏侯惇、徐邈，如邓芝、吕岱等，“其所为皆与亮同”。然其时也有“治生自治生，廉洁自廉洁，二者各不相妨”的。更有借通财之名，行贪取之实。随身用度，悉仰于官，而无所节度，结果是贪奢者无不恣取，在势者每多畜聚。⑨ 总之，有“不别治生”者；有“治生”而不与百姓争利者；也有“随身衣食悉仰于官”又借其权势专与百姓争利者。如果我们的研究是想求取当时官员“治生”的一般常态，那么面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我们就会犯难：究竟何者可以代表当时的“普通事实”，看作当时社会之主流常态呢？我们几乎无法做出适当的判断。
    三
    20多年前，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曾说到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以及由此造成了“典型性研究”上的特殊困难。他说：我们通常说的典型调查，解剖麻雀，意思是说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调查研究去发现诸多事物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典型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质的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学科研究，其典型研究的有效性有很大的差异：
    生物学家为了研究麻雀的生理构造而解剖麻雀，只要在分类学上属于同一品种，就以个别麻雀代表诸多麻雀。因为同一品种的麻雀天然具有一致性，任何一个麻雀都能作为诸多麻雀的典型代表。生物学家解剖任何一个麻雀都能足够认识诸多麻雀的生理改造。社会现象却不是这样。……在社会关系上，个别事物和诸多事物之间，并不存在个别麻雀和诸多麻雀之间那种天然的一致性。它们可能全面一致，也可能全不一致。于是典型的代表性就大成问题。⑩
    社会历史领域里的“特殊事实”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相反，多样复杂的“特殊事实”给我们归纳社会一般常态造成了困难。由于个别缺乏天然的一致性，使得历史研究从“特殊事实”提取“普通事实”时，难以实施自然科学的那种“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式的典型性研究，而往往都是通过“量”上的考量来增强归纳结论的可靠性，但“量”的考量也容易造成一种错觉。
    我们知道，历史资料尤其是以文字形式记载和保存下来的资料，总内含着记载或保存者的一种意图，总经过记载或保存者的一番选择。所以，与自然科学的资料相比，历史资料的质量大有问题。文献中大量记载的某类现象，未必真是当时社会一般常态的反映，未必就能当作“普通事实”、甚至是社会的一般常态来看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九“累世同居”条，列举大量的历代文献，说明自古以来多有“宗族百口、累世同居”之事，此为古代社会的“普通事实”之一般常态当属无疑。（11）但吕思勉则认为，“累世同居之事，虽若甚多，实则九牛之一毛耳”。他说：
    三代之时，平民之家，不过五口八口。卿大夫之家，虽可联之以宗法，然同财者仍不过大功以下；且仍许其异居，则其家，亦与平民之家无异矣。夫既许其异居，而犹必联之以宗法者，则以封建之世，诸侯卿大夫之族，实系高居民上，役人民以自养，不得不谋自卫之道也。然则封建废，则宗法亦当随之而废；宗法废，则贵族之家，亦当一如平民之家矣。然后世犹有以宗族百口，累世同居为美谈者，则由未知宗法为与封建相辅而行之制，误以其团结不散，为伦理所当然；且未知古所谓宗，每年仅合食一次，并无同居之事也。……盖封建之世，宗法之行分合之间，自有定制。固不至如后世之宗族不相恤；亦断不得生今反古而同居者至于千百口也。……析居之风，由来已久；且滔滔者天下皆是。赵氏（《陔余丛考》）所辑累世同居之事，虽若甚多，实则九牛之一毛耳。（12）
    史家纪事，有所谓“常事不书”的原则；常事必书，则书不尽书。文献中的“宗族百口、累世同居”也当如此理解。此类记载，后人聚而观之甚多，然比之当时社会的实际，仍不能谓其多。吕思勉说：“大家族不见记载者，自亦有之，且其数必不少，然即具记之，在全社会中，亦必仍微不足道，则理有可信者也。”（15） 由此可见，光凭史料记载之多寡来推断某一现象是否为社会的一般常态，仍难保证其推断之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