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赵翼：《陔馀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853-855页。
    （12） 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255页。《中国社会史》宗族一章，言宋代同居共财大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数中仅占极小的比例。类似的论述，也见之于吕思勉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及《吕著中国通史》“宗族”一章。
    （13） 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16页。
    （14）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刊于《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3-554页。
    （15） 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上的背景，即所谓“新教伦理”的“入世苦行”。借助韦伯的这一理论，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对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作一番“韦伯式”的追问，结果发现，中国近世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政治结构上的阻力，他们只是走近到传统的边缘，却未曾对传统有所突破。参见《士与中国文化》，第99页。
    （16） 参见卢建荣：《欠缺对话的学术社群文化--二十世纪石刻史料与中国中古史的建构》。
    （17） 周作人曾把他的读书经验概括成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周作人：《灯下读书记》，刊于《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此说虽然偏激，但一定程度上符合真实情况。
    （18）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276页。
    （19）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272、276页。
    （20）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第276、277-278页。
    （21） 当然，此说也不能做绝对的理解。量子理学中的“月亮问题”，爱因斯坦和玻尔就有不同的判断，而其背后则是因为玻尔相信“掷骰子的上帝”，而爱因斯坦则始终坚信“客观世界中的完备定律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