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历史领域“特殊事实”的复杂多样，由“普通事实”来推到社会历史的一般常态就有特殊的困难。对此，余英时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们的重点是在说明商人在伦理上的实践，不仅是他们持有某些道德信条而已。但是这里我们碰到的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不少明清商人实践其道德信条的证据，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实践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据我对于有关的这一方面的明清史料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无从用量化的方法求得解决的。不过这一方法论上的困难在史学上是普遍性的。它同样存在于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研究之中。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和史学家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世界的全面判断有关。（14）
    这是因韦伯的理论引出的一番讨论。余文的结论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余文所说的“无从用量化的方法求的解决”而只能求助对“历史世界的全面判断”，值得进一步探讨。
    何谓对“历史世界的全面判断”，余文没有直接的界定，体会余文的论证方式，所谓对历史世界的全面判断，也就是通过史料的全面梳理分析，以求对某一时段社会一般常态的整体把握。比如，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能之”。余英时说：“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事实上只能期至于极少数突出之‘士’，因此但有‘典型’的意义，而无普遍的意义”。（15）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风气是“贵诈力而贱仁义”，民众日趋“免于无耻”，生活在此种风气之下的士，大都不能例外。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不为“无恒产而有恒心”所惑，而说它只有“典型意义”而非一般常态，其原因（也即条件）全在于时代留存了许许多多有关“贵诈力而贱仁义”、“免于无耻”的记载，以便我们可以对那个历史世界做出全面的判断。然而，此种条件常常不易具备。我们知道，古代史家之记载，并不是出于叙事完整、全面之目的，而是为了给后人树立言传身教的范例。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
    凡功名不足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戒者，虽富贵人，第书具卒而已。陶清、--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
    台湾学者卢建荣在《欠缺对话的学术社群文化--二十世纪石刻史料与中国中古史的建构》一文中也说到过这种情况，他以正史的妇女传记为例，说“见诸史书的妇女传记则是透过男性观点、以及国家意识形态观点写就的，充塞的是传统妇女意象（image）而非实相（practice）。（16） 说其是“意象”而非“实相”，并非说历史记载全是造伪，而是说任何记载都受制于记载者的目的、意图和与之相关的事实选择、情节设计、结构安排等。不仅是正史的妇女传记有此特点，文献中的传记，石刻中的墓志铭，都一定程度普遍地具有“意象性”。
    文献史料的意象性问题，给史家解读史料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回到上文说到的“余文”，为了论证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已有一种新的商业伦理，“余文”引证了大量记载于族志、家谱、墓志铭、寿序、传记以及“商业书”、“经商手册”之类的历史资料，但记载于族志、家谱、墓志铭、寿序、传记以及“商业书”、“经商手册”之类的历史资料中的诸如做生意要讲究信誉、做人要克勤克俭、处事要诚信不欺等赞誉、告诫，以及类似的“语录”“格言”式的摘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表明那已是社会的一般状况，而非记载者的“意象”呢？这是不易判断的。事实上，族志、家谱、墓志铭、寿序、传记以及“商业书”、“经商手册”之类，总是正面的记载，而不会专记“欺诈之事”，也不会有教人如何“欺诈”之言论。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出发，社会上讲究商业信誉与不讲信誉、专事欺诈的现象总是同时并存的，说何者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一般常态，光凭书本、报刊之报道，恐怕难以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有些社会里，有时数量上较多的、甚至是“铺天盖地”的正面记载，正好暗示了其相反事实的大量存在。（17）
    五
    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曾说过一个被历史学家所虚构、并广为传播、以至于影响了几代人的“普通事实”。哈耶克称之为“超级神话”，它说的是产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一般状况：“由于‘资本主义’（或称‘制造业’和‘产业’制度）的兴起，造成了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由竞争秩序产生的无可否认的财富增长，是以压低社会最弱势的成员的生活水平为代价的”。所以，这种制度是穷人受苦的根由。（18） 哈耶克认为：
    史实真相的是，就大多数历史时期而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拥有劳动工具是生存或至少是养家糊口的基本条件。自己没有必要的劳动工具，为他人干活也能维持生存的人，仅限于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代代相传的可耕地和工具的数量，限制了生存人口的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了这些东西就意味着饿死，或至少是失去繁衍后代的能力。只要雇用额外的人力主要限于分工能够增加工具所有者的劳动效率的情况，就几乎不存在任何刺激手段或可能性让一代人积累下额外的工具，使更多的人口存活到下一代。只是当采用机器既提供了工具又提供了投资的机会时，才会为过去注定会早夭的剩余人口以不断扩大的规模提供生存机会。几百年里实际上停滞不前的人口开始迅速增加。……同样属实的是，它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父母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工具的人，也能够只靠劳动就能维持生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