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以会把“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视为产业革命之后的社会一般状况呢？哈耶克认为：“正是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期望。……对经济上的困苦有了更多的感受，并且认为它没有理由存在。因为财富总量已比过去增加得更快。……严重的苦难虽然证据确凿，但没有一条证据证明它比过去的苦难更严重或同样严重。产业个人的大量廉价住宅拥挤不堪的状况，或许比一些农业劳动者或家畜工人居住的风景如画的乡村更为丑陋，但是对此更感到惊恐的，必定是那些地主或城里的贵族，而不是散居在农村的穷人。对于从农村移居到城里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改善；尽管工业中心的迅速增长造成了卫生问题，人们至今还在缓慢而痛苦地学着如何应付这种问题，但统计资料几乎无法让人怀疑，从整体上说，它给一般健康状况带来的是益处而非害处。”（20）
    显然，“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问题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历史学家对“特殊事实”之理解，并非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做到“客观中立”。（21） 对而言，历史学中因学者的理论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因素上的差异而导致对“特殊事实”理解判断上的分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一部在基督教历史观支配下写成的史学著作，书中汇集了自基督降生以来的人世间种种灾难，举凡人类的战争、瘟疫、饥谨、自然灾害等等都被用来证明人世间的罪恶，以证明上帝的神迹和人间的苦难。在奥古斯丁的眼里，这些“特殊事实”--战争、瘟疫、饥谨、自然灾害等正是可以用来证明人世间罪恶苦难的最好例证。同一个“特殊事实”，置于“A”类背景里的，正好说明“工人阶级地位的恶化”；置于“B”类背景里，正好说明“工人阶级地位的改善”。历史学家们如果不能在“特殊事实”的判断上取得一致的共识，那么，从中提取出来的“普通事实”、并进而推导出的社会一般常态自然也就大相径庭。
    在历史学界，我们常常留意于“特殊事实”考订上的错误，而对“普通事实”认定上的复杂性还未引起我们充分的关注。其实，就历史叙事而言，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历史研究而言，从“特殊事实”中提取“普通事实”，并进而推导历史时期的一般状况或一般常态，在方法论上的困难，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些问题都还未引起史学理论界的足够重视。本文仅是抛砖引玉，略启端倪，望能引起学界同人的兴趣，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注释：
    ① 沃尔什也承认历史著作中也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命题，只是它不是历史学的主要人物。他说：“有时候据说历史学指明了某种‘教训’，而这些教训一定是采取普遍真理的形式；阿克顿勋爵的有名格言‘一切权力都使人腐化，绝对权力则使人绝对腐化’，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尽管那类判断在历史著作中时时可以找到，我们却不能说它们构成为历史学家的主要关怀”。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一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② 金岳霖：《知识论》，第754、753页。
    ③ 此段引文，并非是某一史著或论文的直录，而是笔者参阅各种史学著述和论文后所做的综合简述，这完全是出于叙述及篇幅的考虑，读者如能阅读有关西汉历史的史学著述或论文，自可体会笔者的综合简述符合史实，而非为论证所需而随意杜撰。
    ④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
    ⑤ 吕思勉：《吕著史学与史籍》，第19页。
    ⑥ 所谓“覆盖定律”的解释功能，就是借助于一些普遍性的结论来解释历史中的某些特殊事实之发生。比如，美国大草原干燥地带的农民之所以移居加利福尼亚，是因为大草原持久的干旱和肆虐的风沙对他们的生存威胁越来越大，而加利福尼亚可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人口总是向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地区迁移。参见亨佩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刊于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6页。
    ⑦ 胡适：《致罗尔纲》，刊于李敖编：《胡适语粹》，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⑧ 胡适：《致罗尔纲》，刊于李敖编：《胡适语粹》，第321页。
    ⑨ 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40-843页。
    ⑩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