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上所述，诠释学较之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言，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突破对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主体意识、同与异的关系和中西比较的合理性等方面的正确认识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一）理解“对话”对构建史学比较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史学比较的过程中，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求将比较的双方置于平等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比较结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对此问题，传统的认识论从主客体认识对立的理论出发，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之间单向度的审视和被审视的认识关系，而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史学比较就不可能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与此相对，从诠释学出发，历史进程的本质是理解者和理解的对象二者之间不断对话的过程，由此，历史认识的途径不再是传统认识论认为的认识主体进行单方选择的结果，转而成为认识双方平等“对话”的过程。这种比较关系的突出特点是要求认知双方必须从各自不同的视出发，阐述属于自己的但肯定有异于对方的观点，然后通过对话形式，交融成为一种新的被双方认可的观点，以此来保证历史比较在平等的对话中展开其内容和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的根本特征。
    显然，诠释学的相互理解观点，从哲学上来讲，对于克服在历史研究中夸大主体意识作用的主观主义和夸大客体作用的客观主义倾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如果将伽达默尔的“对话”理论应用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话，其结论必然是：中西史学的比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中西双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关系的建构不但使中西双方以主体身份参与中西比较研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它在保证比较研究的结果方面更具客观公正性，从而成为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首要条件。在此认识基础上，我们就会对主体意识在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一种新的深入理解。
    其一，自身视或自我确认是中西史学比较主体意识的基础。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相互理解的内涵首先是文化主体具有独特的历史品质，这种历史品质就是文化主体所特有的前见和视，前见是由情感、知识、思维能力、世界观等因素构成，前见构成了理解者的视野。从根本上而言，理解者无法摆脱自身与生俱来的前见。正因为前见的存在，对文本的理解才成为可能。伽达默尔说：“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的，恰恰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⑩因此，传统解释学所主张的克服前见、使自己变成精神“白板”以达到对文本的“客观”理解这一途径是行不通的。利科指出“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的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不仅能承受这种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而且强调了这种相遇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意义”，（11）由此，利科认为：“为了面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自我。”其目的只是“以便在各种文化大争论中成为有资格的对话者”。（12）
    其二，对前见本身具有正确的反思态度，这是理解者或解释者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一方面，前见、视野局限着我们，使理解者只能看到其视野范围内的事物，另一方面，在传统、前见面前主体又具有反思能力，人之所以能够反思自己的前见，在于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反思主体。从根本上看，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在本体论意义上，人无法从根本上打破传统，但作为具体的人类实践，历史的发展又是在不断地超越传统，而中西史学比较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过程。从史学比较史来看，历史认识主体的建构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通过比较而得到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历史学家总要提出如此要求，即发现历史的认同性或者对其进行重建……它能使读者在这种历史中重新发现自我，在这种历史中找到自我认同，以及能够发展这种认同的条件。”（13）显然，历史主体的建构既是史学比较的一个重要功能，也是史学比较的前提，对于中西史学比较而言，只有具备了这一历史主体，不同历史主体间的对话和理解才能真正进行，也才能使中西比较的结果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之上，并且获得新的高于双方，并包容了双方视的普遍意义。显然，理解性的对话理论对中西比较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文化主体的构建在中西比较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问题是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角度如何面对历史研究中的主体问题呢？
    对于中西史学比较而言，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比较双方所具有的民族感情、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重要问题是中西比较史学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在西方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具有代表性的观念，其一是西方中心主义史学思潮，其二是在研究中全力消除主体价值观的纯客观主义史学思潮，不过，两者貌虽不同，却殊途同归。从史学观念上看，历史学家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意识--民族感情、价值观念--成为构建世界历史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从哲学观念来看，表明他们仍然是陷入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客体矛盾之中无法解脱。诠释学的相互理解理论为中西价值观积极介入中西比较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根本不存在价值中立的历史视野，所谓中立的历史视野也只是理解者双方对话的结果，为了不断形成更加公平、合理和客观的解释，必须主动参与历史解释。历史学家刘家和指出：“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不合理的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14）因而在中西史学比较中鲜明地突出我们自身的民族特性成为史学比较的客观要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鲜明的民族特性，绝不意味着我们应采取民族狂热主义的方式，以建立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为目的。若如此的话，必将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德国比较史学专家哈特穆特·凯博曾认为，欧洲以往历史学家通常为了促进民族认同，将这一认同建立在非理性的“对其他国家敌对性的狂热的基础上，并且操纵和滥用了公民的忠诚。特别是德国”。（15）出现这一后果的原因之一，在于“历史认同的比较很少出自于深思熟虑的专家论证，而是成为一般常见的判断。传统的、感性形成的认同性通常是建立在关于另一社会的推测、传闻和神化之上”。（16）不过，哈特穆特·凯博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史不再仅仅是为建立感性联系，而是“建立在理性论证之上，而且做好准备去同时面对自身历史的负面，对自我进行分析，这种自我历史绝非仅用一种单纯敌对的观念来填充。这些国家的认同标准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