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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的理性思考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习与探索》 赵永春 参加讨论

华夷关系问题,不仅是古人津津乐道的焦点问题,也是近现代学者十分关注的敏感问题。虽经几千年来不断讨论,但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近见张碧波、庄鸿雁《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中国古代华夷关系演变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论述了他们对中国古代华夷关系的基本看法,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因作此文,拟就华夷关系基本格局的历史定位以及华夷关系演变的轨迹、华夷关系体系中的文化选择等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华夷关系基本格局及其历史定位问题
    关于华夷关系基本格局的历史定位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较大分歧。有人强调华夷之辨,尊夏贱夷,视华夏为“中国”,视四夷为外敌,认为这些“外夷”只有加入华夏汉族之后才是“中国”,没有加入华夏汉族之前则属于“外夷”,不是“中国”,将“中国”说成是单一的华夏汉族国家。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强调“胡汉一家”、“华夷一体”,即认为在“中国”内部存在华、夷两大方面的势力,并通过两大方面势力的碰撞、冲突和交融,影响和促进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华夷格局的变化、发展和进步。20世纪80年代,张博泉、费孝通提出了“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将这一认识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赢得了海内外多数学者的赞誉和认同。但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华多元一体’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学术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张碧波等《华夷变奏》一书,即在“中华一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对这一概念的学术性质作了肯定性回答。确实,“中华多元一体”理论是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
    只要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就会看到,早在先秦时期的夏商周时代,就形成了“天下一体”、“华夷一体”(中国一体)的观念。据《尚书·禹贡》记载,夏朝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将东至海、西至流沙(即当时人所认知的“天下”)的广大地区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形成“九州”、“五服”的“天下一体”体系。
    学者们对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列天下为五服的“天下”体系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在先秦“九州”、“五服”这一“天下”体系之中,分“中国”,分“四夷”,由“中国”和“四夷”构成“天下”,也就是说,“四夷”在“中国”之外,不属于“中国”。其实,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十分广泛,其中之一就是用来指称夏商周三代所确立的“九州”和“十二州”。按此理解,“九州”、“十二州”和“五服”等服事体系所代表的“天下”,包含有“四夷”。
    比如,《尚书》卷六《夏书·禹贡》记载的“禹别九州”分别是“冀州既载”、“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在《禹贡》所构建的“九州”天下体系中,冀州是中心,孔颖达为《尚书·禹贡》作疏称:“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有关冀州的地域范围,《禹贡》并未有明确论述,但冀州条下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等记载,孔安国传引“马云‘岛夷,北夷国。’”孔颖达疏引“王肃云:‘鸟夷(即‘岛夷’),东北夷国名也。’”孔颖达疏又称“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按此构想,则知冀州地域范围十分广远,已达东北之地。由于冀州地域广远,“禹治水之后,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尚书》卷三《虞书·舜典》孔氏传)。按照此种说法,幽州及并州皆是从冀州中分割出来,营州则是从青州或齐州中分割出来。《大明一统志》在记述此事时说“舜分冀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清人顾炎武在论述此问题时,称“禹别九州,而舜又肇十二州,其分为幽并营者,皆在冀之东北”,认为“幽则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则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营则今辽东大宁之地”[1]。按此推论,则幽、并、营三州已达北方塞外及东北远夷之地。《周礼》卷三三《夏官·职方氏》称“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无闾”,虽然没有说幽州是从冀州中分离出来,但将幽州直接列在“九州”之内,郑玄为其作注称“医无闾在辽东”,说明《周礼》“九州”也包括辽东之地。孔颖达在为《尚书·舜典》作疏时则称“《职方》幽、并山川于《禹贡》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为之也”,朱熹也说,“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2],也赞成幽、并从冀州分离出来的说法。宋人袁燮又说,“观《禹贡》可见冀州天子之都,而曰岛夷皮服,舜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居,正冀州之地也”(《絜斋家塾书钞》卷一《尚书·虞书·舜典》),说明远达塞外之地的幽、并等州原来都属于冀州,且包括“岛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冀州为“九州”之中心,为“中国”,无怪乎在南宋皇帝降元之后,陆威中等人为了讨好元人,称“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3]。按照此种说法,“冀州”无疑包括了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后来由冀州、青州分离出来的幽、并、营三州也远达东北少数民族之地。既然“冀州”是“中国”,那么从冀州等州分离出来的幽、并、营三州也应该属于“中国”,这就是古人所形成的“九州”、“十二州”为“天下”、为“中国”的说法。在这里,“天下”和“中国”无疑出现了重合,“中国”包含有“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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