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各朝亦非单一文化选择。宋朝既有对隋唐五代文化的继承，又有对南唐、后蜀、南汉、吴越以及北汉等文化的整合，又受契丹、党项、回鹘、吐蕃、大理等各族影响。即使我们仅仅承认宋朝继承隋唐五代文化，也并非是单纯的继承华夏汉文化，因为隋唐文化亦是“大有胡气”，五代的“后唐、晋、汉皆出于夷狄”[14]，继承隋唐五代的文化，就应该包含有继承部分夷狄文化在内。至于夷狄契丹建立的辽朝，虽逐步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也保留不少本民族的文化，同时，对党项、回鹘等文化也多有吸收。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不仅注意吸收宋文化，也注意保留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注意吸取辽文化，并在此基础之上“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我们不能因为金章宗选择继承北宋为正统，就认为金朝仅有一元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其实，金章宗一直存在继辽为正统（即继承北方民族思想文化传统）和不论所继自为正统（主要是强调女真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以及继承唐宋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继承和选择的思想观念。章宗于泰和二年（1202）选择了以继承北宋为正统一派的意见，“更定德运为土”（《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但仅仅维持12年，宣宗又重新组织大臣进行德运讨论，后虽因战争问题而未宣布改变德运，但从多数人主张“不论所继只为金德”（《大金德运图说》）来看，金人中仍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放弃北族王朝的立场，仍然存在民族自立的思想意识，并非全部赞成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
    元朝也是如此。蒙古族进入中原以后，没有走上“全盘汉化”的道路，仍然保留不少本民族的文化，也吸取了大量的西域文化以及中亚等国的文化等等。无怪乎有人说元朝“改行汉法”仅仅是“附会汉法”而已，并没有全部采用汉法[15]。也有人说，大元帝国在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过程中，试图将北方草原文化融入农耕文化之中，将蒙古族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但“终未能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16]。
    明朝如果从正统继承的文化选择来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继承宋朝为正统，重提已被一些少数民族及其有识之士多次质疑的华夷正闰之论，以复兴华夏汉文化相号召，试图走上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的道路；另一种意见则从历史发展实际出发，承认明朝继承元统之事实，主张近承元朝文化，远承辽宋金文化以及夏商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朱元璋曾说过“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的话，承认明承元统，就是主张在继承元朝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大明文化。其实，无论哪种选择都无法改变明朝承元的历史实际，都无法消解和清除元朝文化的影响，没有办法走上单一的汉文化选择的道路，明朝历史发展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多元文化选择。
    清朝兴起以后，也走上了“汉化”的道路，但他们一直奉行“国语骑射”政策，这成为学者们质疑清朝“全盘汉化”的重要依据和话题。清朝的文化继承和选择仍然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比如，他们不仅将夏、商、周、汉、隋、唐、宋、明等华夏汉族帝王纳入历代帝王庙崇祀，也将辽、金、元等夷狄族帝王列入历代帝王庙崇祀。从祀大臣之中不仅有华夏汉族的有功之臣，也有夷狄族的名臣将帅。“从祀文庙”的选择也是如此，“洵足跨唐、宋、辽、金、元、明六代也”[17]，并没有将夷狄族建立的辽、金、元等王朝排除到文化继承之外，以此表明他们对历史上华夏汉族和夷狄族多元文化继承和选择的态度。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一元化的“汉文化”选择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分裂王朝，无论是华夏汉族王朝，还是夷狄族王朝，其建国后的文化选择都是多元的，都是对前朝的多元文化做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新质文化。
    国外有些学者对这一现象早有注意。旅美德人魏特夫等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征服王朝”和“第三文化”的理论，他们把中国古代的王朝分为典型的中国王朝和征服、渗透王朝两类，认为“在典型的中国朝代里，秦汉和隋唐宋代代表了中国古典社会在早期和后来的发展，辽金代表两种不同征服王朝，即辽在文化上拒绝中国（指汉族王朝）的文明，而金接受中国文明的两种形态。清代代表过渡的时期，即清代末期是中国古典社会解体而新社会出现的时期。”[18]2而“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华北的野蛮王朝”大都是北方民族“渗透到中国境内，在中央政府瓦解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王朝，“可以叫做渗透王朝”[18]6。他们认为“所谓野蛮民族并不像一般所相信的那么文化低落，侵略中国而获得成功的边疆民族都有他们一套相当可观的文化”[19]17，提出“汉族不能全部同化入侵中原的边疆民族”的观点，认为“中国史家所持的边疆民族全部汉化的意见是传说或神话。”[19]16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文化”的理论，认为“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这种文化保留了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第三文化很难使各种成分完全融合，‘织物的缝合处’常常是历历可见。”[20]
    应该说西方学者对夷狄文化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以及认为“中国不尽能同化异族”[19]17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这种“征服王朝”和“第三文化”理论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西方学者按照他们所建构的“征服王朝”理论，将北方少数民族“夷狄”及其建立的政权视为外族和外国，将“中国”说成是单一的华夏汉民族国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前所述，华夏汉族自称“中国”，夷狄族也利用和发挥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含义而自称“中国”[21]，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夷狄族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国”，将夷狄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说成是外族和外国，视中国为单一的华夏汉民族国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