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第三文化”理论，主要是针对他们所谓的征服王朝亦即夷狄族所建立的王朝提出来的，是一种对中国学者有关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全盘汉化”思想观念的否定。其理论虽然指出“征服王朝”亦即夷狄族王朝的文化选择具有多元文化选择的特点，但并没有指出华夏汉族及其建立的政权，也存在多元文化继承和选择的问题，也有对夷狄族文化的继承和吸收问题。《华夷变奏》一书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用夏变夷”的问题，也存在“以夷变夏”的问题，不仅狄族王朝存在多元文化选择问题，华夏汉族王朝也存在多元文化选择问题。该书指出，商朝吸取了东夷文化，已不是夏朝时期的华夏文化；西周吸取戎狄文化，也不再是商朝时期的华夏文化；秦朝整合西戎和南蛮文化，更与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文化有很大区别；至于汉唐文化，更是在对前朝各族文化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文化。毫无疑问，这种无论是夷狄族还是华夏汉族王朝都存在多元文化的继承和整合的认识，才是正确的，更加切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
    再次，“第三文化”理论主要强调“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即认为“第三文化”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经过对等的“缝合”之后产生，并没有指出这两种文化在“缝合”之后产生“第三文化”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个文化主体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古代无论是华夏汉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夷狄族建立的王朝，在对前代多元文化吸收和整合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个文化主体问题。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华夏汉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文化主体的角色。新建的华夏汉族王朝，在对前代和同时代的夷狄文化进行整合时，均以华夏汉族文化为文化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对前代华夏汉文化以及夷狄文化进行选择和吸收，结果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前代华夏文化和夷狄文化的新文化，但这一新文化仍然是以华夏汉文化为文化主体。新建的夷狄族王朝也是这样，他们在进入中原以后，常常是以华夏汉文化为楷模，并在其基础之上对华夏汉文化和夷狄文化进行选择、吸收和整合，所建新文化既不是原来的华夏汉文化，也不是原来的夷狄文化，但他们在对华夏汉文化和夷狄文化进行整合过程中，两种文化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实际上，华夏汉文化的地位更优越一些，因此，夷狄族王朝重行整合后的文化也应该是一种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文化并保留和吸收夷狄文化在内的新文化。
    可见，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第三文化”的理论虽然较中国学者提出的“汉化”理论为优，但仍然难以概括中国古代华夏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华夷变奏》一书，在不同意西方学者提出的“第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新质文化”的提法。
    早在1993年，张碧波就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绪论》中提出了“新质文化”的概念，如今又在《华夷变奏》一书对“新质文化”问题做了进一步深入讨论，认为：“在中华文明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勿论其民族性质）建立之后终究要对前一代或前前一代的历史文化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鉴别，终究要在鉴别中加以吸收、继承、改造与扬弃，这就是文化上的整合工作，这种文化整合就是‘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的文化发展史，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整合自始至终在进行着。整合包含着选择、改造、融合而成为新质文化，母体文化在整合中吸收了异质文化，这个母体文化形态改变、变化为新质文化，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不断地整合中丰富多样而成为多元化一体化的一个文化体系。这个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华文化体系，而不是什么‘第三文化’。”[11]214又说“任何两种异质文化经过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经过整合而成新质文化，其新质文化仍以主导历史的民族文化为中心主线”[11]237。应该说，《华夷变奏》一书所强调的这种“新质文化”的理论，弥补了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第三文化”理论的不足，比起“第三文化”的提法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应该是更加科学的提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实际。“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的华夷两大势力经过碰撞、冲突，以至此消彼长、互为主导，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民族认同，淡化了“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歧视少数民族的观念，各民族逐步凝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夏汉族王朝和夷狄族王朝的文化建设，都不仅仅是一元化的“汉文化”继承和选择，而是对前朝及同时并立的各民族王朝的多元文化做出重新选择、吸收和整合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种既有别于以前的“汉文化”，也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文化”的新质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选择、吸收和整合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多元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整合，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古人所说的“天下”含义很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中国”或指某一个政权的统治范围，广义的“天下”如战国时期邹衍所构建的“大九州”的“天下”则指世界。日人安部健夫认为，中国古代“天下”一词绝大多数都是狭义的，指“中国”或指某一政权的具体的统治疆域，邹衍等人将“天下”视为世界是一种非常态的观念（参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政治思想史的讨论》，载《元代史的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版）。“中国”的概念也有很多，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时狭义的“中国”与狭义的“天下”或“华夏”、“汉族”及其政权相重合，有时广义的“中国”与广义的“天下”相重合。
    ②中国古代“中华”一词的含义不一，本文将“华夏”和“中华”做了区分，“华夏”一词主要指华夏汉族，“中华”一词则主要指包含华夏和四夷及其文化在内的“华夷一体”的格局及其文化，与文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含义大体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