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夷狄的女真人重新兴起以后，在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基础上，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起大清王朝。随即灭亡以华夏汉族为主宰的大明王朝；又于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1683年统一台湾，并在台湾设置一府二县；1689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立中俄东段边界；1696年打败漠西蒙古葛尔丹，在漠北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1726年开始在云贵地区实行“改土归流”；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1728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中俄中段边界；1733年设置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漠北喀尔喀蒙古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1758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至此，终于将包括华夏汉族和四夷在内的全部中国人纳入中央一元化政治领导体制管辖之下，再次建立起由夷狄主宰包括华夏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清朝统治者在高扬“满汉一家”、“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民族一统的旗帜之下，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建立起新型的多元化的华夷关系和华夷秩序。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以上可见，中国古代“华夷一体”格局中的华夷两大方面势力，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并在矛盾和冲突中呈现出此消彼长、互为主导之势，由此引起“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夷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正是由于华夷两大方面势力的碰撞和冲突，才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格局，逐步冲破了在夏尊夷卑、用夏变夷的华夏中心观指导下建立的华夷秩序，“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思想观念在夷狄的冲击下逐渐淡化，“用夷变夏”思想随之悄然兴起。华夷两大势力就是在这种“用夏变夷”和“用夷变夏”的互相转换中，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民族之间的认同，并在双方联系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渐凝聚到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关于华夏和夷狄王朝的文化选择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华夏汉文化先进、夷狄文化落后，于是便形成一种华夏汉族对夷狄等少数民族文化不屑一顾而一心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夷狄则羡慕汉文化，一定要走上“汉化”道路的传统思维定式。按照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无论是华夏汉族还是夷狄等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只有一种文化选择，那就是选择先进的汉文化。近年来，有的学者又从建立在五德终始学说基础上的正统观念中所反映出来的如北魏孝文帝将北魏承前秦为土德改为承西晋为水德，以及金章宗没有选择继辽为木德而选择继承北宋为土德的观念，指出夷狄等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原王朝立场之后，均否定了包括本民族文化在内的夷狄文化，走上了选择汉文化的一元化的文化选择道路。即认为夷狄等少数民族只有走上“全盘汉化”的一元化的文化选择道路，才是他们发展的唯一出路[10]。
    其实，这种一元化的“汉化”思维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张碧波等《华夷变奏》一书，即对这种传统的“汉化”观提出了质疑，认为“在中华历史文化上，无论统一王朝，还是分裂王朝；无论华夏一汉族王朝，还是夷狄族王朝，在其建国后的文物典章制度建设中，均对前代所构成的文化与文化传统做出继承、吸收与整合工作，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发展规律，概莫能外。”[11]284
    确实，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选择完全可以证实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比如，殷商即是出于夷人的族团、周人也长期生活在戎狄之间，他们进入中原建立典型的华夏国家，即在吸取夷人、戎狄和华夏等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商代具有新质特征的华夏文化。秦人也是兴起于西戎的族团，统一全国后，不仅将西戎文化融入华夏文化之中，也将属于南蛮的荆楚吴越文化，以及进入燕赵等国的北狄文化融入华夏文化之中，确立了秦朝多元文化的基本格调。汉政权建立之后，其文化选择也不仅仅是华夏汉族一元文化，既有对夏商周春秋战国以来百家文化的整合，又有对秦文化的吸收和扬弃，既纳入部分西南夷两越文化，又有对北狄匈奴文化的吸收等等，汉代文化也是多元文化的继承、吸纳和整合。
    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各个政权的文化继承更加丰富多彩。魏晋和南朝虽然主要以光大华夏汉文化为己任，但也多受西夷、南蛮和北狄文化之影响。十六国和北朝虽然以学习汉文化并走向“汉化”为其文化发展的主导方面，但也保留不少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十六国中的汉人出现汉胡融合趋势以及北朝中的汉人出现胡化趋势，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独特景观。
    隋唐政权继承了北朝多元文化的基础，杨隋和李唐甚至被称为是“胡化了的汉族政治集团”。隋文帝杨坚长期生活在鲜卑人之中，并娶匈奴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所生之子隋炀帝起码有一半胡人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祖父娶鲜卑化之独孤氏为妻，其父李渊则娶鲜卑纥豆陵氏（窦氏）为妻，自己娶鲜卑长孙氏为妻，到了其子唐高宗李治之时，已经很少有汉人血统了。无怪乎有人不承认隋唐为汉人建立的政权，称其为夷狄之裔。鼎鼎大名的朱熹就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12]，宋末元初的郑思肖也说，“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暠七世孙，实夷狄之裔”[13]。这种生活经历使隋唐统治者对夷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一改传统的“贵中华（主要指华夏汉族），贱夷狄”政策，开始从多元文化选择方面对传统的华夷文化进行大整合。他们不仅敞开胸怀大量吸收草原游牧文明，也大量吸收中亚绿洲城邦文明，同时又对华夏汉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大改造、大整合，形成了“草原穹庐文明、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中华华夏文化的大交融、大交会，构成有唐一代的‘唐室大有胡气’的文化景观”[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