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也是如此，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承认宋朝是“中国”，也有“中国多元一体”的思想观念。梁珫在劝金海陵王完颜亮伐宋时说，“议者言琉与宋通谋，劝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国”。金世宗时，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国之意”。金章宗时期，宋人韩侂胄准备北伐，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不相信宋人会败盟，完颜匡则说宋朝“岂忘中国者哉”，独吉思忠也说：“宋虽羁栖江表，未尝一日忘中国。”金章宗后期，“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金宣宗贞祐初年，“中国仍岁被兵”，在蒙古进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驻中都（今北京），赵秉文乘时上书言三事，“大约谓中国无古北之险则燕塞，车驾幸山东为便”。金哀宗时期，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将士曾说：“中国百数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这些材料中所显示的金人所说的“中国”，都指金朝，说明金人一直以“中国”自居。金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宋人称“中国”。金人主要是援引历史上“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思想观念，自称“中国”，但他们并不反对北宋占据中原为“中国”，也不反对南宋人“懂礼”为“中国”。因此，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如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的《册命仪》中曾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金末刘祁也曾说，显宗完颜允恭“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所说“中国”应该包括南宋在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思想意识。
    元人也有“天下一体”、“华夷一体”、“中国一体”的思想观念。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他“建元中统”以“见天下一家之义”（《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改国号为大元是“绍百王而纪统”（《元史》卷七《世祖纪四》），明确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并表示“绍百王而纪统”，就是要继承中华传统，无疑是以“中国之主”自居的表现。元世祖忽必烈还在给日本的国书中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元史》卷二○八《外夷·高丽传》），明确地称元朝为“中国”。毫无疑问，元世祖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应该形成了包括蒙古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中国）多元一体格局”。
    明朝也强调“华夷一体”，明太祖朱元璋曾在北元蒙古之主爱猷识理达剌病逝，遣使致祭时说“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6]明成祖朱棣也曾遣使赍敕往谕瓦剌蒙古马哈木等曰：“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明太宗实录》卷三十）鞑靼（蒙古）首领俺答汗曾在所上明朝的谢表中说：“今方普天率土，天朝皇明为尊，实上天之元子，为华夷之正主，九夷八蛮，各受封贡”[7]，赞成明朝有关“华夷一家”的说法，并承认明朝天子为“华夷之正主”，主动将自己纳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中。
    清朝勃兴，也以继承中华正统自居，强调“满汉一家”、“华夷一体”。清太祖努尔哈赤曾说“今满汉既为一家，若以汉人为新附，恣行劫掠，是残害我降附之国人也”（《清太祖实录》卷十）。清太宗皇太极也说过“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清太宗实录》卷一）。顺治皇帝在赐西域阐化王王舒克等贡使琐诺木必拉式号妙胜慧智灌顶国师时更加明确地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清世祖实录》卷三九）不仅认为满族属于中国，而且认为西域各族等少数民族都是中国。雍正更是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对曾静、吕留良等人“妄判中外”，视满族为外夷，大为不满（《清世宗实录》卷八六）。乾隆也以“天下一家，何分彼此”（《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八）为治国方略。嘉庆也强调“天下一家，勿存歧视”（《清仁宗实录》卷二九二）。他们所说的“天下”并非是“世界”的概念，而是“中国”的概念，在这里“天下”与“中国”一词已出现重合。可见，他们强调“满汉一家”、“华夷一家”、“天下一统”、“天下一家”，蕴涵有“中国（中华）多元一体”的观念。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继承中华传统，建立起“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国家，还在于他们在以前各朝对“华夷一体”中的“夷狄”未做严格区分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发展变化的实际，将“夷狄”明确地划分出了“内藩”和“外藩”两大部分[8]，并视“内藩”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属，视“外藩”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外围，明确了“中”“外”的划分，使古人所构建的“中华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定位。
    以上可以看出，“中华（中国）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应该说，“中华多元一体”观念，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二、华夷族团势力的消长与中国古代华夷格局的变化
    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主要由华夏（汉族）和四夷等多元因素构成“中华一体”，②在这一格局之中，包含有华夏汉族和夷狄两大方面势力。这两大方面的势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对华夷关系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何影响，一直是学界所关心的话题，但时至今日，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张碧波等《华夷变奏》一书，在吸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华夏与夷狄两大方面的力量消长、发展演变、碰撞融合，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进程，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格局，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确立，影响并推动中华文明史的前进”。确实，华夷两大方面势力的消长直接影响中国古代华夷格局的发展和变化，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如前所述，夏商周时期形成的以“九州”、“十二州”、“五服制”为代表的“天下一体”格局中，华夏地处中原，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先进，夷狄地处四裔，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于是，便形成了华夏文明先进，夷狄野蛮落后的华夏中心观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格局。在这一华夷格局之中，华夏居于主导和领袖地位，而地处边疆地区属于要服和荒服的夷狄，则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受这种华夏中心观主导意识的影响，夏商周时期逐步形成了华夏影响和控制四夷，四夷要接受华夏政权册封并向华夏政权朝贡的华夷体系。在这一“封贡”体系下，华夏政权被视为君主之国，四夷及其政权则被视为臣下之邦，双方所建立的是一种具有君臣特征的不平等关系。